贝九为谁而作？

    文/盛韵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和1824 年的世界》封面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和1824 年的世界》是繁琐的经院派音乐学研究的一剂清新解毒剂。

    没有人懂贝多芬。他生活在19 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当时的人虽承认他是桀骜的天才，却并不明白他为何要写那些远远超出常人理解水平的音乐。这位音乐家时常被耳聋逼得大发雷霆，对卫生或穿着毫不在意，人际关系糟糕透顶，却被艺术家同行尊为“命运之力”。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夸张漫画。在贝多芬所有作品中，《第九交响曲》是最难解的一首。他究竟为何要在尾声中用大合唱和独唱来表现席勒的诗（那首诗表面上叫作“欢乐颂”，其实说的是兄弟之情和自由）？贝九到底要说什么？是社会变革还是个人权利的宣言？抑或是宗教迷狂？这首交响曲对我们的意义和对贝多芬的意义一样吗？还是它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涵义？

    这些问题让哈维·萨克斯（HarveySachs）踏上了艰难的研究之旅，探索贝九诞生之时的种种思想根源。那是1824年，维也纳会议使欧洲退回了封建君主制，好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从未发生过。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满足于自己的权力，在1824 年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以武力治国，玩笑式的评论或交错朋友都可能让人坐牢。贝多芬曾在记事本上匆匆写下：“现在别说，附近有探子。
”
    很容易想象贝九是创作者对反动势力的回击，但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理论。贝多芬如何从轻盈的《第八交响曲》转向了沉重的《第九交响曲》，他自己从未做过解释。同贝九一起首演的，还有《大厦落成序曲》和三首弥撒咏叹调。1824年春天，贝多芬真是才思泉涌。

    萨克斯的探索始于贝多芬在维也纳破落第三区租的公寓，他家里的混乱情形同5月7日贝九在康特纳托尔（K rntnertor）剧院首演时的管理混乱程度相当。皇室成员一位都没参加（通常这是社交名流买票的先决条件），但票子还是销售一空，因为剧院放话说贝多芬又一次“挤爆了音乐的紧身胸衣”。

    45人的常规乐团演出时增加了不少业余和兼职乐手，水平根本无法胜任；合唱团是一群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男低音独唱因为唱不好高音部分在最后一刻被换下；两位女声独唱分别为18 岁和21岁，而54 岁的贝多芬老是要去亲她们的嘴唇。

    贝多芬让老朋友伊格纳兹·舒潘采（Ignatz Schuppanzigh）用小提琴指挥，自己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绿外套坐在一旁，只在每个乐章开始时打个拍子。乐谱都是手抄的，肯定十分潦草，不过观众们听得心醉神迷，评论家们一致称赞贝多芬“十分超前”。

    第二场演出被安排在两周内，而这首交响曲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它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提供了主题素材，为马勒的交响曲提供了开始的灵光。海顿可能创造了交响曲的形式，但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给了交响曲以不断进化的能量。

    贝九改变了人们对交响曲的预期，不仅是因为它以四人独唱和大合唱结尾，而且每个乐章都在挑战范例。第一乐章开头听上去像是乐队调音，第二乐章庄严与轻浮交替进行；伟大的慢板传递了一种比贝六的田园风光更为广袤的情绪。古典风格被嘲笑并抛弃。

    贝多芬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交响曲。他生命的最后3 年写了3 首钢琴奏鸣曲、《迪亚贝利变奏曲》和5 首弦乐四重奏，萨克斯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作曲家从自我呈现转向普遍性的冲动。作曲家将这种欲望定义为“将个人普遍化”，而你可以看到他指出的方向—艺术之自我的黎明，赋予了浪漫主义时代个性和色彩。贝九在维也纳首演之际，拜伦勋爵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生命。俄国的普希金“对拜伦之死感到高兴，这为诗歌提供了崇高的主题”。

    法国正处于两次革命之交，司汤达写下了划时代的散文。海涅比浪漫主义同代人更爱沉思。

    正是海涅写下了浪漫主义艺术的“独立宣言”。“我支持艺术自治，”他写道“，它不能被视为宗教或政治的奴仆；它有自己的明确理由，正如世界本身。”海涅和贝多芬都是莱茵兰人，他们的心灵并不相近，然而合在一起却使得艺术创作的动力摆脱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从此以后，艺术家可以去向任何地方。

    萨克斯之前的作品包括托斯卡尼尼和鲁宾斯坦的里程碑式传记。他以清晰的文笔分析了贝九的内容，认为为此音乐安置任何确定的“意义”都会成为误导。今天我们将贝九视为欧洲联合的颂歌，这绝不可能是贝多芬当年所想。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和1824 年的世界》（The Ninth ：Beethoven and theworld in 1824）是繁琐的经院派音乐学研究的一剂清新解毒剂，我们可以把最深邃的艺术成就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害怕性无能或不育”的男人写的“情欲信息”。萨克斯证明了一种阐释伟大交响曲的可行性，就是让听众调动个人体验去与音乐发生关联。这才是贝多芬的本意。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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