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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是否如他的朋友宣称的那样,是一位英雄式的反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如一些美国书呆子说的,是被克里姆林宫阉割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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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因贝格 Mieczysław Weinberg 波兰犹太裔苏联-俄罗斯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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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 Dmitri Shostakovich 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

时间:2020-01-17 23:54 音乐文献编译组

By  Norman Lebrecht

魏因伯格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指挥家与作曲家。魏因贝格12岁时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学习钢琴,1939年毕业。同年德军入侵后全家被屠杀,而他逃到苏联,在明斯克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后在塔什干工作。1943年,所作第1交响曲得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赏识,两人成为了一生的好友。1943年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建议下移居莫斯科。

文化大整治期间他的作品并没有遭到禁演,因为他根本默默无闻,只是在为电影院和马戏团谱曲为生。1953年,因是犹太人以及叔叔的被暗杀事件等原因被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后因斯大林去世被释放。

后来一直居住在莫斯科,与肖斯塔科维奇几乎每日都交流思想,他在音乐圈中也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声望。1996年魏因贝格在莫斯科去世。魏因贝格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与肖斯塔科维奇互相影响,但相对肖氏风格更加平静深刻,较少讽刺性。21世纪以来,魏因贝格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认为是一位曾被遗忘的大师。

当我25年前第一次为魏因伯格攒文时,他的姓氏在西方世界甚至没有完整一致的拼法,大多还被拼写为Vainberg,而他的名字被写作Moisei(发音为Moshe),则属于苏联少数民族的姓氏。

魏因伯格的音乐创作在苏联以外的地方是鲜为人知的,在苏联音乐家们私人演出中比在公众表演中更常提及它。如今,多亏了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和他的朋友们的推广,魏因伯格的音乐不再默默无闻,而是宛如等待被世人察觉的音乐巨人。

魏因伯格是与肖斯塔科维奇最为亲近的音乐家,两人总是先给对方分享自己的最新作品。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魏因伯格逃离波兰,在斯大林的反犹清洗中被迫监禁,并在友人的羽翼庇护下成为一股重要的创作力量。

魏因伯格的早期作品有1944年的《钢琴五重奏》和《第一弦乐四重奏》,这两部作品追随肖斯塔科维奇当时的创作风格,并体现出一种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犹太教教义。他是个令人钦佩的多产作曲家,曾创作过20多首交响乐,17首弦乐四重奏和一些歌剧,在过去的十年里,《乘客》在国际上成为了一部固定剧目。

室内交响乐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魏因伯格晚年开始创作一种体裁,当时他受够了创作未完成的交响乐,于是他将三首创作于40年代的弦乐四重奏进行改编,当成果得到他本人认可时,他又创作了第四首。

魏因伯格的这类音乐创作与马勒晚期作品紧密相连,魏因伯格《第三室内交响曲》中的气氛阴郁几乎是对马勒第十部作品的阐释。你几乎可以听到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但是魏因伯格的音乐里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生存意志,这预示着如果他能挺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统治,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征服他了。

吉顿·克莱默在《第二室内交响乐》担任首席小提琴,他令人着迷的演绎以及对魏因伯格在1944年创作的一首钢琴四重奏的重新配器,使我在首次听魏因伯格音乐时,从开始的不以为然变为后来的如痴如醉,想必诸位听众也会和我感受一样。魏因伯格的音乐是不可磨灭的,他必须广为人知。

魏因伯格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友谊

魏因伯格在肖氏住所附近租下了一间公寓,他们时常串门,交流最新的作品。魏因伯格在塔什干遇见了意第绪演员所罗门•米雷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的女儿娜塔亚,与她结婚。1948年1月,斯大林下令谋杀米雷埃尔斯,并伪装成车祸,从此开始了5年大清洗,其间犹太艺术家和医生们被控谋害斯大林。魏因伯格于1953年2月6日被捕。在酷刑折磨下,他承认策划在克里米亚创建一所犹太人音乐学院,以及在作曲家工会中建立犹太人分会。他还承认写了两卷犹太会堂音乐。很多人因为更少的“罪行”而被处决。

魏因伯格活了下来,主要因为肖斯塔科维奇。肖氏奋不顾身地给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写了一封信,坚持魏因伯格的清白。肖的太太妮娜让娜塔亚签了一份委托书,上交所有财产,将7岁小女送给邻居抚养(孩子当时很可能被送走)。肖斯塔科维奇说:“别担心,他们不会对我怎样。”斯大林死后几个月,魏因伯格回家。在一次家宴中,两位作曲家烧掉了委托书。“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魏因伯格说,“我从未跟他上过课,但我是他的学生,他的骨血。”

两位作曲家在钢琴上四手联弹表演了肖氏《第十交响曲》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听众是作曲家工会。魏因伯格为大卫•奥伊斯特拉赫首演肖氏《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弹伴奏。1964年,肖氏将《第十弦乐四重奏》题献给魏因伯格,为超过魏氏的9首四重奏而欢欣雀跃。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引用对方的音乐片段。

将肖氏回忆录带到西方的音乐家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回忆,魏因伯格是个“小个男人,极度恐慌——他们在监狱里把他打垮了”。1989年伏尔科夫的《见证》出版后,魏因伯格战战兢兢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声明上签了名,谴责这是一部伪书。乌斯特沃尔斯卡娅依然坚持原则,拒绝签名。

肖斯塔科维奇专家倾向于贬低魏因伯格的作品。他说它们只是虚弱的模仿,回应着大师的音乐织体和作曲法。的确,人们听魏因伯格的音乐时肯定会想到肖氏。魏氏的《第五交响曲》(1962)基于肖氏长期被禁的《第四交响曲》中的二音主题,魏氏《第六交响曲》的第二和第五乐章是肖氏《第十三交响曲》同乐章的映照。两位作曲家常常通过相同的音响寻找慰藉。然而任何听过魏氏作品的人,都不会错过他的精神力量和独特的音乐表达。当他用肖氏风格创作时,既是致敬,也是评注,是一种解读肖氏真正意图的训诂学,而这真正意图至今仍让历史学家困惑不解。

肖斯塔科维奇是否如他的朋友宣称的那样,是一位英雄式的反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如一些美国书呆子说的,是被克里姆林宫阉割的仆从?重要的线索湮没在他最亲近的同事乌斯特沃尔斯卡娅和魏因伯格的音乐中。

那音乐不再遥不可及。乌斯特沃尔斯卡娅的音乐被录成唱片,Chandos录制发行了魏因伯格的全套27首交响曲,Naxos录制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离散在世界各地的俄裔犹太人经常演奏他的室内乐,以表达一种深沉的苦难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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