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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写了一个日本追星族的故事,其实在欧洲,这样的人也不少。

2009-11-09 08:18 新民晚报 陈唯正

上周我写了一个日本追星族的故事,其实在欧洲,这样的人也不少。

前不久我趁去巴黎出差之际去听音乐会。上半场是郎朗弹贝多芬协奏曲,下半场是马勒的《大地之歌》。那场音乐会有年轻的比较出色的英雄性男高音奥地利人舒考夫(Nikolai Schukoff)。音乐会上我遇见两个德国人,一个老头,一个仪态端庄的中年妇女。闲聊后方知他们都是舒考夫迷。那女士是专从纽伦堡“追”到巴黎的。更有意思的是,以前她专“追”多明戈,现在则从多明戈转向舒考夫。

欧洲追星族的本领多种多样,手法也千奇百怪。记得尼尔松(Birgit Nilsson)说过曾有一位追星者竟然藏身于她下榻旅馆的大柜子里。在拜鲁伊特瓦格纳艺术节,我认识一位女乐迷,她的高招是熟悉艺术家的车牌号。像梯勒曼的柏林牌照,由于上面有他名字的缩写“CT”,是非常好认的。但是对那些来自欧洲以外的音乐家,由于他们用的车是欧洲经纪公司特别提供的,那些牌照就没有那么好认了。但这都难不住那女乐迷。因此许多想索要大师签字或照相的人,都尾随着她。当有车开出来,她便能很准确地报出演员名字。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把车拦住,总是百发百中。此外,她对哪位指挥习惯从哪个门进出都清清楚楚。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要见巴伦鲍伊姆,我便向她求教。得到的回答是巴伦鲍伊姆从来不开车,每次都坐的士,只要等在沃尔夫冈·瓦格纳经常进出的那个门口就行了——果然。

德国各大城市凡有重要演出,我总能遇见一位科隆来的老兄。他从小学生时代就追星,而且“起点”很高。最开始在拜鲁伊特追卡洛斯·克莱伯,曾被克莱伯一把抱起。1995年7月初在慕尼黑,梅塔在巴伐利亚歌剧院指挥首演《唐豪瑟》,索尔蒂在音乐厅指挥威尔第《安魂曲》,还有巴伦鲍伊姆和切利必达克先后指挥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这样大密度的高质量演出,吸引了许多乐迷赶来,当然少不了那位科隆人。那天在剧场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天中午索尔蒂请我吃饭”。当时以为是吹牛。当我以后几次看到阿巴多或海丁克对他用小名相称时,这才对他追星能追到餐桌上的本领深信不疑。

追星族也有倒霉的时候。前几年慕尼黑有个叫Marion的女乐迷,几乎每天都在歌剧院,等演出结束后向艺术家索要签名。有一次意大利男高音马朗尼尼(Malagnini)在为她签名时还非常礼貌地用德语向她招呼,她当然很高兴。接着男高音转身向他身边的女郎用意大利语说了一通便走了。Marion不懂意大利语,也不在意别人的谈话。想不到乐迷中有懂意大利语的人听懂了并告诉了她——马朗尼尼说:“每次这个蠢母牛都要我签字。”受到伤害的Marion从此开始抵制马朗尼尼。

追星族当然也有特别运气的时候。一次演出后,一堆乐迷在慕尼黑歌剧院门口等到了一位歌唱家(我不记得是谁了)。当然是签字、拍照、寒暄等等。不料歌唱家突然兴致大发,说:“你们几个听着,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客。”于是一群人欢呼着蜂拥而去。

一位80岁的老乐迷告诉我:战后慕尼黑的音乐会都在德意志博物馆大厅举行。有一次,小个子的他在那里见到了自己崇拜的维也纳男高音帕扎克(Julius Patzak),便情不自禁地喊起“帕扎克、帕扎克”。高大的帕扎克走向他,将他从背后一把架住,然后360度转了好几圈。这个情景让他记了一辈子。

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是北德人,年轻时一直在汉堡。上世纪 60年代他在汉堡歌剧院看完一场高质量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后,激动之余,便在歌剧院周围漫步。忽然看到一位妇女提着两个大箱子在艰难地行走,他毫不犹豫便上去帮忙。没料到,此人正是刚才舞台上那个让他激动不已的“伊索尔德”的演唱者尼尔松。于是他高兴地帮她把箱子一直提到酒店。1994年尼尔松来慕尼黑歌剧院时,我的这位朋友已是歌剧院的乐队长。相遇后,他告诉她自己就是当年那位提箱者。老太太倒还没有忘记那个夜晚,一通感谢之后便是一通抱怨:“那晚是个灾难,汉堡怎么连出租车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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