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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了解到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并非“高大全”的“凡人”贝多芬,却在艺术中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业绩,这其间的反差会更加耐人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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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乐圣
杨燕迪 Yan-Di Yang 著名音乐学者和评论家

时间:2020-04-29 13:42 文汇报 杨燕迪

题记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举世庆贺——1770年诞生的德国重要文化人,尚有大哲学家黑格尔和大诗人荷尔德林,似乎印证了德意志民族“诗哲乐”“三位一体”的精神秉性与心智成就。本公号也会集中发布一些笔者关于贝多芬的旧文,以致纪念。这次发布的这篇“凡人贝多芬”是一篇书评,原载《文汇报》,谈论作为“凡人”的贝多芬,从中也见出现当代人看待“伟人”的平等价值观和冷静、宽容心态。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当代人,看待世上人、事、物的态度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总的来说是趋于冷静客观,心存疑虑,要求真凭实据,哪怕事情的真相有时令人难堪。针对那些历史中的伟人和名人,“为尊者讳”的习惯也逐渐退却,大家似乎愈来愈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某些原来不足为外人道的禁忌,甚至开始公开谈论一些原先似难以启齿的话题。例如,大音乐家中,舒伯特的死因是梅毒而不是原来常说的伤寒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有确凿定论而成为学界共识。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压力和苦痛,为解释这位作曲家特别擅长的悲情音乐表述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另一位20世纪的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同性恋身份一般避而不谈,但近来随着社会对待同性恋的开明态度逐渐占据上风,这个话题也已成为毫不起眼的日常谈资了。

近日读美国著名音乐学者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的《贝多芬传》(田園译,陕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也能感到这种将“伟人”还原为“凡人”的明确意识。国人心目中的贝多芬,大致是罗曼·罗兰笔下浪漫色彩浓郁的贝多芬“英雄”形象,通过傅雷先生的精彩译笔,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喉咙”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贝多芬是力的化身,英勇的象征,“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直至今日,每当回想罗曼·罗兰塑造的这个崇高、升腾、伟岸、在道德上似乎毫无缺点的“高大全”贝多芬,耳边回响起贝多芬的《英雄》或《命运》交响曲,确乎仍能让人获得无名的“正能量”——因为这确乎是贝多芬生平和音乐的某种实质。

但在所罗门这部40万字的学术性传记中,作者通过严谨的考证,依据扎实而可靠的原始资料(可惜,中译本中删除了注释出处,降低了此书的学术规格),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和丰富的社会学景观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更加冷静、更加逼真、也更加多面复杂的“凡人”贝多芬性格画像。此书1977年初版后,随即大获好评,被西方学界公认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卓越的作曲家生平研究著作(没有之一),可谓实至名归——它以“平视”而不是“仰视”或“俯视”的角度看待一切人,这其中透出的其实是现代人的平等价值理念。

不错,贝多芬是“伟人”,他的伟大在于将“所有的失败最终都转变为胜利”。而所罗门观察到,在这个困难重重的转变过程中,贝多芬作为一个“凡人”所经历的心灵扭曲、人格磨难乃至性格偏执。例如,贝多芬终身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出生年份,他一直固执地相信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两岁——“我是谁?”,这对于贝多芬从一开始就是问题。贝多芬以曾经担任过乐长的爷爷为荣,但为酗酒的父亲感到羞耻,心灵受创,便养成日后孤僻沉默而耽于幻想的性格。成人以后逐渐恶化的耳聋失聪,更是加剧了他的与世隔绝,强化了他的猜疑、无礼和固执。

有幸的是,启蒙运动追求道德、理性、自由、进步和博爱的理念成为贝多芬一生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克服诸多人生磨难而不断在艺术上进取的思想前提。但贝多芬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革命者”,并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依赖于“旧制度”的贵族赞助,但又讨厌对贵族的人格依附。移居维也纳之后,贝多芬依靠自己的钢琴演奏才能和创作成果,在贵族圈里如鱼得水,衣食无忧。但他和贵族朋友时有摩擦,有时搞得不欢而散。但随着1815年之后社会体制的转变,贵族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减少了对贝多芬的资助,贝多芬又开始担忧自己的经济收入,忧心忡忡。

说到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差别,贝多芬虽然受到启蒙运动追求平等博爱的感召,但仍然坚信贵族作为一种人格理想的卓尔不群。他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坚信自己有贵族血统——因为他误以为自己的中间名字“范”(van,他的全名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是德国贵族封号“冯”(von)的对等物。直到1818年他因与弟媳妇打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他要求到贵族法庭审理的要求——贝多芬认为自己是贵族的信念被证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对他的心理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贝多芬晚年的最大磨难莫过于与侄子卡尔的困难相处。在原先的传记传统中,诸多作者都为贝多芬开脱,认为两人关系不好,主要问题是卡尔不争气、不服管,让这个著名的伟大作曲家伯伯为这个不成器的侄子伤透了心。但是在所罗门的解释中,通过仔细的考辨和衡量,天平被重新置放。贝多芬被认为患有心理强迫症和妄想狂,他以“父亲”自居,迫使侄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和生活,但遭到侄子极力反抗。贝多芬严格监视卡尔的交往,并将零花钱扣至最低限度,卡尔只得举债度日。1826年7月底,也就是贝多芬逝世前不到8个月,卡尔自杀(未遂),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可以想见此事对贝多芬的打击之重:“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贝多芬写信给朋友说道。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正是在这些无穷无尽的日常苦痛和烦恼中(尤其在贝多芬晚年),贝多芬却写出一部又一部至今仍让人惊异的伟大杰作(特别是他的晚期创作)。实际上,当我们了解到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并非“高大全”的“凡人”贝多芬,却在艺术中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业绩,这其间的反差会更加耐人咀嚼。所罗门冷静到有时不留情面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靠近凡俗的贝多芬。弗洛伊德所谓“压抑和补偿”的心理学说,在贝多芬这里得到戏剧性的验证。人生有缺陷,但与之相对,换来的却是音乐的升华和完美的艺术。这并不是说,艺术是人生的反面,而是意味着,艺术并不简单是生活的反映或折射,而是人生的某种精炼、提纯和超越。

(原载《文汇报》2014年5月16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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