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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谢尔访华准备工作会议快结束时,他忽然提出,在欢迎晚宴上,是否可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大家先是吃惊,后一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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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乐圣 德国作曲家

2009-07-22 08:47 文汇报 唐见端

——王殊回忆关于施罗德访华的两三事

1975年10月,毛泽东主席与王殊亲切握手


    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西德朝野两派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日益增高,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态度更为积极,其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访华。当时,以新华社驻波恩记者身份在德国搞调研的王殊认为,邀请反对党人士访华或许能推动政府发展对华关系。他把想法向国内汇报后得到首肯,有关方面要求王殊作进一步比较分析:具体邀请谁首先访华,以什么身份访华。
    
    王殊首先想到的就是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此人在1970年就曾表示希望访华,1971年10月再次表示这一愿望。与同样多次表示希望访华的著名右翼人士、基民盟主席施特劳斯相比,施罗德行事稳健,风格温和。1972年1月,王殊在罗马尼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遇见了施罗德,当即问他在两次表态希望访华后有何具体打算,施罗德表示愿在自己办公室详谈。十多天后,王殊从施罗德那里得到“希望访华,时间听候中方安排”的明确信息,他立即向国内报告。国内很快回复:中国外交学会将邀请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7月访华,并要求王殊尽快把邀请传递给施罗德。
    
    这个决定是周总理与外交部有关领导反复讨论后拍板的。周总理认为,勃兰特因推行“新东方政策”,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顾虑重重,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施罗德国内外声誉不错,出任过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有外交工作经验,是西德政坛首位访华人士的合适人选。周总理特别提到,因为施罗德又是议会外委会主席,因此邀请他以外委会主席、而非反对党身份访华更为妥当。周总理提醒大家说,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向政府施加压力是可以的,但压力不能过大,因为发展两国关系最终还是在政府之间进行的。让施罗德以外委会主席身份访华,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事实正如周总理所料。在7月如期访华时,办事稳健的施罗德已先与总理勃兰特、外长谢尔讨论了与中国建交问题,两人均表示支持。在与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的会谈中,施罗德希望能在11月西德大选前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届时能像谢尔外长设想的那样,中方邀请他来华签署建交公报。会谈中,施罗德还提出希望与  乔冠华单独会谈,获周总理同意。在两人单独会谈中,施罗德希望就建交问题先与中方达成一个内部  谅解,并拿出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备忘录征求我方意见,乔冠华看后认为与我方观点基本一致。几天后,两人在稍作修改过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字。
    
    施罗德访华期间,王殊奉召回国并受到周总理接见,周总理当面表扬王殊“把西德的情况摸透了”,并要求王殊返回波恩后立即着手建交谈判的准备工作。8月,外交部委任王殊为中国西德建交谈判全权代表,他与梅兆荣、王延义、邢桂敏三位同志与德方进行了四十天的谈判。1972年9月29日,双方草签建交公报,同一天,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两则消息在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总理感到很满意。”
    
    周总理喜悦之情的充分展露是在谢尔外长访华前夕。在为谢尔访华准备工作会议快结束时,他忽然提出,在欢迎晚宴上,是否可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大家先是吃惊,后一致表示同意。周总理要礼宾司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乐团能否演奏,李德伦回答说,自“文革”以来乐团已经不练习西方乐曲,而且许多人去干校劳动,即使召回,短短几天也排练不出来。他建议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音乐小品。周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在由李先念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中方乐队奏起德国音乐时,全场先是惊讶,接着无比振奋。宴会结束后,在谢尔建议下,李先念和谢尔一同走到乐池向乐队致敬。第二天,中德正式建交成了世界主要报刊的头条新闻。
    
    (王殊简历见昨天本专栏)本报记者  唐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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