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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一件中国传统乐器,却令最正宗的中国声音响彻全场,于京君是如何做到的?“给管弦乐团写‘戏’的曲子,就得让管弦乐都‘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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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京君 Julian Yu 作曲家

时间:2018-04-25 14:15 中国艺术报 张悦

“他真是闪闪发亮的棒”

——发现作曲家于京君

文|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悦 图|凌风

张艺邀请于京君(右)上台发表感言张艺邀请于京君(右)上台发表感言

“默默无闻”的声名远扬者

“一天,张艺(著名指挥、浙江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从杭州打来电话,建议我从北京飞过去听于京君新作《社戏》的演出。我说:‘为什么?’他说:‘非常棒。’可惜我没时间去。今晚在大剧院一听,果然非常棒!不但《社戏》棒,《五彩云》也是闪闪发亮的棒。”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在听过浙江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中上演的于京君专场作品音乐会后不由地在微信朋友圈中慨叹:“前些年,见于京君患帕金森说不出话行走困难时,深感震惊,甚至觉得他性命堪虞。不想,这些年过去了,他不但越活越显健康,还不断写出精彩的作品。上天终究不弃那些一生在自己尺寸天地中精耕细作其乐陶陶的人。”

与郭文景发出同样感慨的还有著名演奏家的代理人并且是资深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张克新,他认识于京君已经十年了,当年曾请于京君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曲,“因为他住在墨尔本,在国内完全默默无闻。而现在在专业圈里声名远扬。他已经接受了包括国家大剧院、浙江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的委约。唯一没变的就是他的真实、朴实和诚实。”

与国内音乐圈里很多大腕级作曲家比起来,于京君确实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作为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一场重要音乐会,4月18日的这场于京君专场音乐会却将他的创作才华和作品的光华彻底闪耀出来,挡都挡不住。张克新说道,“要特别感谢张艺总监和浙江交响乐团推出这样一场作曲家专场音乐会”。

张艺向记者介绍道,“于京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已经在国外生活了30多年了。他其实是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然后到日本、美国学习,后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学习,在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澳大利亚基本把那些作曲奖项都拿了个遍,但是因为澳大利亚在西方音乐界不是很主流,所以知道他成就的人不算多,但是他在澳大利亚是非常有名的,在日本也很有名。乐迷对他最了解的是《小星星主题钢琴变奏曲》,很多人也是通过这个知道了于京君”。《小星星主题钢琴变奏曲》采用了家喻户晓的童谣《闪亮的小星星》为主题,通过一些变奏,探索、阐释、找寻和演示发展音乐的可能性,鼓励年轻的作曲者和钢琴演奏者的创造性。于京君的微博一度很活跃,就是因为这个“小星星”结交了很多国内的乐迷朋友。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开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耳目一“新”重塑民族乐曲

现年61岁的于京君也毫不掩饰能够将自己作品专场上演的兴奋。“我过去个人专场的音乐会在墨尔本也有过,但像国家大剧院这么隆重的方式呈现还没有过。”于京君虽然离开祖国几十年,但一口京腔京韵一点没有变,笑起来“呵呵呵”,就像一位和蔼又亲切的“北京大爷”。

这场音乐会上演的于京君三部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分别创作于不同的时期。上半场演奏的《五彩云》创作于1991年,原是一部无标题的纯音乐作品,作曲家根据一段即兴的钢琴曲,扩展而成交响诗。1992年此曲荣获首届澳大利亚保罗·洛音管弦乐作曲奖,1993年由墨尔本交响乐团首演。张艺谈道:“这是于京君创作的中青年时期的作品。他的创作技法是非常简约派的风格,但是非常细腻。他用西方当代的技法写得技术含量非常高,然后一听又是很中国化的东西,但用得却是很西化的一种语言。这个很多人听完以后觉得真是很棒,哪怕是从国外欣赏者或者作曲家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精致的作品。”

上半场乐团演奏的另一部作品《新柳水令》原型是1996年于京君为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学生乐团所写的一首乐曲,原曲是为单簧管和弦乐队而作的,作品演出之后,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由于作品的音乐语言淳朴,又有浓厚的中国乡土风,这首作品成为澳洲国家古典广播电台经常播放的广播曲目。2016年,竹笛演奏家陈悦听到这首作品,邀请于京君把这首乐曲改成竹笛协奏曲,用交响乐队代替以前的弦乐队。竹笛独奏部分也增加了难度,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协奏曲。于京君谈道,“这个作品最早是我写给澳大利亚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朋友的,用中国旋律写了这么一首单簧管曲子,他吹得很高兴。澳大利亚古典广播电台每到中国新年就播放这首曲子,十年内就播了20多次,这个曲子写完了后就放在那儿,大家忘了就忘了。后来陈悦通过张艺找到了我,希望我写个竹笛的曲子,我就想改编一下这首单簧管作品,首先它很民族化,又具有管乐的共同特点,我把这首曲子改完了拿给陈悦看,她觉得非常合适。等于说这首曲子是从洋的变成中国的,回家了。”

《新柳水令》有三个乐章,于京君说第一乐章是唢呐曲《一枝花》,是从柳子戏音乐的素材而来;第二乐章是《高山流水》的素材;第三乐章是《陶金令》的素材,所以曲子三个乐章就各取这些民间乐曲中的“柳”“水”“令”三字而来,冠以“新”,因为曲调主要来源于这些素材。张艺认为,这首《新柳水令》陈悦用竹笛演奏后,觉得特别契合,感觉就像完全为竹笛所作,“很难想象于京君原来所作的曲子是怎么用单簧管演奏的,真是十分神奇,可以说移植得非常棒!所以这个竹笛版本的《新柳水令》写出来后,北京交响乐团就将这个曲子带到塞尔维亚演出去了,非常受欢迎。可见于京君对作品的移植和改编是非常成功的。”

让懂行的人立马看出功力所在

音乐会下半场演奏的是于京君近期创作的交响乐《社戏》。它的创作灵感源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这是一个以交响音乐为载体讲述的典型中国故事,作品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描绘出有机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通过最具浙江特点的绍剧、越剧、婺剧这三大剧种中选出的元素进行演绎,整部乐曲充满丰富的变化性,既大气恢宏,又不失柔美婉约,在精湛的交响乐写法中,洋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尤其是临近尾声的4分钟,在音乐会现场收获了最多的喝彩与好评,这也是最令于京君得意的部分,“最后就是各种戏曲因素,像唱对台戏一样结合在一起,各种节奏全来了,绍剧的《三打白骨精》那种过门儿也来了,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来了,婺剧的部分也进来了,各种戏曲因素都结合到一起。反正我是比较喜欢最后那个地方。如果你前面听烦的话,最后四五分钟是最精彩的部分。”

为了写这首曲子,浙江交响乐团老团长陈西泠及创作部主任王天明曾全程陪同于京君去绍兴、金华等地,看戏曲老艺人如何表演和演奏,这让于京君十分难忘。“《社戏》这个曲子写得很顺,写得很快,这是好的现象。我想如果一个作曲者对于一个作品‘吭吭哧哧’的写不出来,而且没完没了地写的话,那不是好东西。”

“《社戏》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伟大的中国作品之一。”张克新如此说道。他表示,说它伟大,并不是因为架势上的高大。于京君总是从最常见的主题出发,他的旋律也总是很有歌唱性。他也敢于用最中国的和声,一听就是中国的味儿,并不是佯装国际化的中国作品。所以很容易被普通人接受。而从作曲技法上,又极具智慧。“在《社戏》里,他把巴赫的复调变奏手法和地方戏贴在一起。如此创作,写着难,指挥着难,演奏着难。而普通人并不会察觉。于老师为自己干了一件多么较劲的事情,一点都不实惠,一点都不取巧。他的其他作品何尝不是一样呢。”《社戏》让懂行的人立马看出了功力所在——40分钟的大部头纯器乐作品,全部是交响乐队演奏,一件民族乐器都没有用,却展现的是中国戏曲的内涵和旋律,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相当少见,也可见有多么难。

“我相信《社戏》的上演会给中国的作曲界一个很大的启发,对于中国的交响乐创作如何国际化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张艺对此深信不疑。

传达中国声音

不用中国乐器更有说服力

没有用一件中国传统乐器,却令最正宗的中国声音响彻全场,于京君是如何做到的?“给管弦乐团写‘戏’的曲子,就得让管弦乐都‘唱’起来。”长期在国外生活,各种乐器的限制使得于京君只能为西方管弦乐写作,“没有用戏曲里常用的小锣,我就用木管乐器去模仿那种声音,因为这个曲子要是在墨尔本演奏的话,即使找到锣也不是那个调的,那干脆不要。我就用竖琴拨弦,用双簧管、单簧管以及长笛来模仿发音。出来的声音有点像也不完全像,很有意思。”正如于京君认为,管弦乐曲、管弦乐队这种媒介非常国际化,如果想写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的声音,不用中国乐器可能更有说服力。

于京君作了一个比喻,“比如我们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竞赛规则都是十分公平的。如果是把中国的武术和自由体操同场竞技,那不是一个比赛规则,也没法比。”在《社戏》“绍戏叙事曲”中“三打白骨精”的那段里有一段老太太的哭腔,这个调如果用民乐演奏的话是很“粘连”的,或者说是断点不分明的调,西方乐器中都是一个点一个音,而民乐乐器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积习下来的演奏的特点。在模仿唢呐吹奏的段落里,于京君使用了两个小号,用西洋乐器演奏却极具中国特色。

于京君刚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时,对民族乐器课并不是特别重视,他会拉京胡但并不会五线谱,看着别人对着复杂的五线谱拉小提琴,于京君坦言自己“很自卑”“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在学校期间的一些作品就是当时按照样板戏学着写一些唱段,然后拿给老师看,那时他只有16岁,受到“文革”的冲击,教学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对戏曲的钻研使得于京君觉得非常受用,“以至我们后来写现代风格音乐的时候,那些旋律如何走向、怎样弯曲还是会受到那时学习的影响,在一些细节上也会想方设法保留我脑子里听到的最熟悉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写,就老是抓着脑子里的印象不放,所以有时貌似写了一个所谓的现代作品,实际那些最根本的形状它就是中国的。”

即使是写《社戏》,于京君所运用的还是他的个人感受。“给管弦乐写‘戏’,首先得让管弦乐‘唱’起来。如果把主题切割成很多小段落,然后怎么变化变形,倒是很交响化,但是中国戏曲那个唱段、那个句子长度是很参差不齐的,其实非常具有音乐性,破坏了这个就破坏了音乐性。我发现很多现代音乐,那个气太短!气息不够长,气散不出来,这也是很多观众觉得现代音乐不好听的原因。”于京君的说法很有现实意义。

与谭盾等一些生活在国外的著名作曲家不同,于京君生活得很低调,与国内的音乐圈交流也不多,“主要原因是我不太愿意交流。”但是可以在网上听到中国一些作曲家的新作品,于京君对陈其钢的作品还是“比较佩服”,因为“他学音乐比较正路。我觉得现在有些作曲家好像‘开玩笑’的程度大于写音乐了。”

听说陆续还会有更多的机构向于京君委约作品。张克新真诚地希望“这样的作曲家应该为更多人所知。我们应该远离空洞、重复、快餐式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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