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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观点认为,黄贻钧是直接受到了卡拉扬的邀请,其中并无李德伦参与。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有来自柏林爱乐的官方材料。柏林爱乐提供的节目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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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贻钧 Huang Yijun 指挥家
柏林爱乐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c 世界级的管弦乐团

时间:2016-11-12 11:08 东方早报 唐若甫

2015-05-12 《东方早报》

黄贻钧与朱践耳(左)黄贻钧与朱践耳(左)

黄贻钧(中)与陈燮阳(右)黄贻钧(中)与陈燮阳(右)

如果把柏林爱乐乐团默认为全球乐团头把交椅的话,能登上乐团指挥台的也绝非泛泛之辈。长久以来,音乐家以和柏林爱乐合作为最高荣誉,指挥家也以成为乐团总监为无上嘉奖。正如英国《留声机》杂志总编詹姆斯·乔利所述,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有点像音乐界的“教皇”,其他乐团的总监都是红衣主教。这支乐团在5月11日公布下任总监人选,牵动万千民众心弦。5月9日,一场纪念第一位指挥过柏林爱乐的中国指挥家的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这位指挥家就是黄贻钧,今年正值他一百周年诞辰。

毫无疑问,上海交响乐团“纪念黄贻钧诞辰一百周年专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经过深思熟虑。开场序曲巴伯《弦乐柔板》为追思而演,曲毕全场迎来一分钟静默。遁迹的弦乐伴随着长久的沉寂,除了细微电流声,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无声胜有声。

为表传承,除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外,黄贻钧三位昔日的同事也先后登台。陈燮阳、曹鹏、侯润宇上半场分别指挥了黄贻钧首演、改编和创作的作品,下半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则志在向黄贻钧在中国推广西方经典交响曲致敬。余隆棒下的勃拉姆斯犹如风驰电掣疾风骤雨,一改上半场的洋洋洒洒,充满了高压情绪和紧绷氛围,营造出意气风发的动感。

整场音乐会以黄贻钧曾工作并领导过的“东道主”上交的视野和角度,来纪念黄贻钧的生平事迹。但黄贻钧能够超越其他同辈指挥家,为国际社会而不仅仅是上海人民津津乐道,还在于他在世界乐坛的显赫地位。

黄贻钧是首位指挥一线国际名团的中国指挥家,这一切始于1955年。当年,芬兰是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成立的“中芬友好协会”派出拉蒂交响乐团时任总监斯米拉(Martti Simila)访问中国,指挥上交。作为回访,黄贻钧1956年随中国文化部派遣的艺术家代表团出访芬兰,指挥了芬兰首屈一指的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次年,赫尔辛基爱乐时任总监哈尼凯宁(Tauno Hannikainen)受邀访问中国,指挥上交。作为礼节性回访,李德伦也在1958年访问芬兰,成为第二位指挥赫尔辛基爱乐的中国指挥家。

李德伦与黄贻钧同为中国指挥的开拓者,两人各居京沪,战斗在不同艺术阵线,但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殊途同归的交集。在青岛的李德伦陈列室中,还有两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互相劝慰和打气的书信集。而黄贻钧1981年得以指挥柏林爱乐,也有李德伦背后的力挺。

1979年10月下旬,柏林爱乐在总监卡拉扬带领下首次访华,在京连演三场音乐会,负责陪同的正是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蔡金东所著《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一书记载,卡拉扬当时从中央乐团抽调了36名30岁出头的乐师一起出演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并为这些年轻人的优异素质打动,主动邀请李德伦次年访德指挥柏林爱乐。

当时文化部对于外方直接将邀请函转交给李德伦本人有所愠色,认为外方有越界嫌疑。李德伦于是主动将邀请函上交给领导,文化部权衡再三后,决定派遣黄贻钧出访。黄贻钧起初忧心忡忡,但在李德伦的劝说下打消了顾虑,来到柏林。

1981年2月1日,黄贻钧在柏林爱乐大厅聆听了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出的勋伯格《升华之夜》和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同年2月3日至5日,黄贻钧一连指挥了柏林爱乐三场音乐会,曲目包括鲍罗丁《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这是中国指挥第一次指挥柏林爱乐,黄贻钧也是第一位在柏林爱乐奏响中国作曲家作品的指挥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但关于黄贻钧如何得到卡拉扬垂青,另有一种记载和说法。这种观点认为,黄贻钧是直接受到了卡拉扬的邀请,其中并无李德伦参与。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有来自柏林爱乐的官方材料。柏林爱乐提供的节目单中,黄贻钧的简历上有一句简要说明,“黄贻钧指挥柏林爱乐的邀请,是由卡拉扬与乐团1979年秋在中国巡演之际发出的。”

但当时的亲历者有一番疑问。1979年的政治环境下,外国人访问中国并不能随便进入当地人家里,如何能将邀请函直接转给并未在卡拉扬中国之旅中担任接待工作的黄贻钧?由李德伦经由文化部转交给黄贻钧邀请函的说法,才由此而来。

然而不管说法如何,黄贻钧的历史地位都无法动摇,他作为第一位指挥柏林爱乐等国际一线乐团的中国指挥的功绩,彪炳夺目。在他之后,唯有汤沐海于1983-1984音乐季指挥过柏林爱乐,成为第二位指挥这支乐团的中国指挥家。随后30多年,纪录无人能破。

好在黄贻钧在各条战线的衣钵,都由后辈们发扬光大。在黄贻钧纪念音乐会中登台的四位指挥家,是最好的例证。

余隆是四位指挥家中最具国际视野的一位,由其在境外新创的“作曲家20:20”计划,旨在将更多中国现代作品推向全球舞台,反之亦然;陈燮阳很早便展露出不亚于黄贻钧在创作和改编方面的才能,他对诸如《白毛女》等经典芭蕾音乐的低调改编和创作,远未为人所知,有待挖掘;曹鹏和侯润宇均以自身之力贡献于教育第一线,竭力培养和拓宽次世代的交响乐听众……四人同台亮相团结于一场音乐会,也显示出上交的高风亮节和宽厚胸襟。中国指挥家再登柏林爱乐,相信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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