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与古典可乐

贾晓伟／文

    西班牙画家达利生前一向出语惊人，表达与修辞别具一格。有人说他放语言烟花，是时代表演癖的一部分，不可当真，但还是有人从中嗅出了一些魔鬼先知先觉的味道（魔鬼在急剧变化的时刻，尤其了解这个世界）。达利对古典音乐的酷语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他怕古典音乐，像怕得天花一样——听音乐与得天花，在这里画上了等号。   

    达利对古典音乐的怪话，在互联网与全球化的时代，听来好像并不算刺耳。英国有个乐评家在《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对古典音乐在今天的形象，冠之以一个新词——“古典可乐”。他的意思是说，商业的无情渗透与操控，娱乐方式的快餐化，正在完成对古典音乐的谋杀。这番见解形象地说出了古典音乐在消费生活中的身份。纵观四周全球化的影响，深受流动性逼迫，匆忙的当代都市人，有“耐心”与“焦点”去听抵达“心灵内在空间”的古典音乐，即使是瞬间握住“古典可乐”一番啜饮，已算是奢侈与有福了。

    关于全球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大屠杀”，许多西方思想家与艺术家都进行过探讨。这一探讨这些年也来到了中国。早在全球化之前，爱尔兰诗人叶芝写有《第二次降临》一诗，充满对新世界来临的惶恐。他写道：“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鲜血染红的潮水到处迸发， /淹没了崇拜天真的礼法。”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叶芝在后几句勾勒了一张“新人类”画像，与当下众人的境况极为契合。

     叶芝诗中的“中心”，具体到古典音乐中，应该就是调性。调性的瓦解，标志着现代音乐的诞生。随着奥地利人勋伯格建立十二音体系，许多音乐家（包括他的弟子韦伯恩、贝格，以及后来的斯特拉文斯基）渴求借此技术创造新的音乐语言；在近百年的探索中，不仅去掉了音乐的调性，还去掉了音乐的面与线，最后只留下了点，真如同得了天花一般，面目全非。音乐向上的旋律线没有了，温暖情感也被狂暴的情感取代。叶芝所言之“一片混乱”来到了音乐世界，逐波蔓延，广泛传播。

    当年音乐语言的变革者尽管是新式作曲法的开路先锋，却一直得不到广大听众的认同。迄今为止，古典音乐正宗发烧友普遍不接受十二音体系的古怪音效与不和谐的音乐美学。正因如此，很多乐评家论及古典音乐时，把影响巨大的现代音乐之父勋伯格分成两半，以十二音体系为界，只谈之前的勋伯格；甚至有人把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的分野，看做决定论与偶然论之间的区别、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区别、旧人类与新人类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带有决定论色彩的上帝退场后，循环论里的人类形象也消失了；现代音乐与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相契合，是送给已无温暖感的新人类的“全新物种”。顺着这一思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作曲家，其音乐与音乐中标举的生命哲学属于有神的温暖世界，勋伯格及其弟子属于背叛天真礼法的无神论者。

    如此，听古典音乐成了一种立场选择，具体到中国乐迷身上，也开始有了类似分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整一代的中国古典音乐爱好者，享受到了古典音乐唱片业繁荣带来的盛宴；随着欧美指挥家、演奏大师的名字耳熟能详，一代人接受了一个调性完整、决定论占统治地位的音乐世界。这些作品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上帝、人子、永恒女性的影子。现在看来，那是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一抹暖光。

    十几年过去，我们正遭遇一个众人跟着资本起舞、无暇他顾的全球化时代。古典音乐在这个时代的确节奏太慢，里面传达的天真礼法与温暖感情，在都市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对位。至于巴赫音乐中荣耀上帝的乐思，莫扎特作品中潜在的基督教神学，贝多芬交响曲里自我的冲突与超越，渐渐变成了学问家的题目。时代无情，也是时间无情，听古典音乐现今有点类似上教堂；即使到了弥撒时间，人们低头默念的也未必是上帝。古典乐迷尚且如此，新乐迷感知些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的争论，旧人类与新人类之间的争论，似乎没有完。这几个月金融海啸成为全球性话题，有人说这是上帝不让人建成全球化巴别塔、让其崩塌的一次现身。好像古典音乐所属的那个世界并没退场，决定论的幽灵对偶然论风行的世界发出了声音。可见让一个旧世界彻底遭逐并非易事，在人人对金融衍生品口诛笔伐时，心神惶惶的各国政府想金融国有，往回退了。

    贾晓伟：文艺评论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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