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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民族整体性的行为,唱歌走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在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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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Wang Yong 音乐学者

2011-10-10 06:04 新民晚报 王勇

中国艺术歌曲的历史很短,但中国人有歌的历史很长。数千年来中国农村有大量的民歌,不同地区还有不同风格,代代相传,也代代不同;近代中国城市也有歌曲,这个风俗早在宋代临安就已形成。宋代之前还有韩娥,“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但明清之后,则只听闻有戏曲名家,而再无歌唱家的名字传世了。

直至1840年,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疯狂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他们的文化。于是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奇特历史时期。

从音乐上看,1842年香港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堂,第一次在课程中加上了音乐课。至此,教会学校中的中国学童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音乐教育。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华传教士高达8000多人,分驻在700余个传教点上,所传中国教徒230多万人。一些传教士采用当地的民歌填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赞美诗。唱歌这种方式,随着宗教的传播逐步走进部分中国人的生活。

但作为民族整体性的行为,唱歌走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在20世纪初。1895年的甲午海战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继而辛亥革命爆发。正是在这推行新学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产生了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

早期学堂乐歌大部分是填词作品——利用西方现成的歌曲旋律填配中文歌词。对中国文人而言,倒也得心应手。因为根据曲牌填词,本就是传统私塾中的必修课。当然,如沈心工、李叔同等学堂乐歌的先驱,必定要去尝试创作歌曲,但终究是凤毛麟角。不过学堂乐歌及其与之一脉相承的中国学校歌曲,对以后的革命歌曲、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的产生发展,却起到了准备作用。

上世纪上半叶赴海外留学的一代音乐家,多少都受到学堂乐歌的影响。当他们在欧美学习时,又不约而同地相中艺术歌曲这个形式。原来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具有两大特点:一,选词极为考究,经常选择歌德、席勒等名家大作;二,钢琴不是伴奏,而是协奏,与人声共同表现。这样的体裁可谓顺手:中国有足够多的好诗词,魏晋唐宋取之不竭;而人声加钢琴,比起管弦乐队,在写作技术上要简单很多。所以中国音乐人往往在初学西方作曲技法不久,就开始尝试艺术歌曲的创作。青主的《大江东去》、赵元任的《听雨》就是此类佳作。而当进入更深,则又是一个境界,如萧友梅的《问》、黄自的《天伦歌》。更有融会贯通者,将艺术歌曲的创作融入大型体裁,则更显智慧,如星海的《黄河颂》。

今天,当我们重唱早年的艺术歌曲,当有了历史而产生了距离感之后,它的价值会显现得更清晰。当然这些艺术歌曲不可能都是艺术精品。但大浪淘沙后,一些具有较高艺术特质的作品便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浮现出来,如金子般璀璨,如钻石般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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