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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时期贝多芬是必胜主义者,纳粹时期贝多芬是种族主义者,如今贝多芬是国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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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乐圣 德国作曲家

2009-11-26 13:44 外滩画报 盛韵

文/盛韵

波恩的贝多芬雕塑

波恩的贝多芬雕塑

俾斯麦时期贝多芬是必胜主义者,纳粹时期贝多芬是种族主义者,如今贝多芬是国际主义者。

在德国,夏天结束之日,便是贝多芬节开始之时。

自从1845 年弗朗兹·李斯特在波恩用为期三天的音乐节和一座塑像来缅怀贝多芬,这座莱茵河畔的小城便在夏季结束之际为它最伟大的孩子庆祝,各个时代皆有自己的礼数:俾斯麦时期贝多芬是必胜主义者,纳粹时期贝多芬是种族主义者,如今贝多芬是国际主义者。

将波恩的贝多芬音乐节与现代世界的其他音乐活动区分开的是它内在的政治本质:善还是恶。今年该方面之表现尤为明显,因为今年是现代德国建立60周年——1949 年9 月7 日,德国的联邦议院在波恩成立。

还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回忆也跟着挤进了人们的视线——希特勒入侵波兰70 周年,柏林墙倒塌20 周年,德国政府从波恩迁至柏林10 周年。波恩从1999 年起被抛弃,除了贝多芬之外无人可以依靠。

这就解释了为何我要在星期天上午11点来到被弃用的联邦参议院辩论大厅(也就是国会的上议院),参加年复一年沿着德国民主之路前行的音乐马拉松。波恩的联邦参议院上一次举行有意义的活动,还是在2000 年7月。

在演讲台下,4 个人围着一张木头桌而坐,等待晚餐。一个人拿着盘子转了起来,另一个人也跟着这样做;声音越来越响,陶瓷盘子最后被打碎了。这是作曲家迪特·施内贝尔(Dieter Schnebel) 的《农民场景》(Bauernszene), 一曲创作于上世纪90 年代的短小精悍的杰作,隐喻了国会辩论中的圆桌会议。演奏者是来自Musikfabrik 和Institut für Feinmotorik 的电子乐中坚力量。

在开场白中,前内阁大臣、教授乌苏拉·赖尔(Ursula Lehr)回忆了在柏林墙倒塌前夜,她和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如何滞留在华沙的一场国宴上。我座位前的名牌上写着布莱曼,大概是个当年没当选的参议员。

另一座国会建筑物曾是自来水厂,在这里,前经济部长奥托·兰姆施多夫(Otto Lambsdorff)描述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恐怖主义以及70 年代的金融停滞期,搭配这幅诡异的当代风景画的,是根据甲壳虫乐队的《艾比路》(AbbeyRoad)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由心房合唱队(Atrium Ensemble)表演。那10 年中,德国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国家,当时石油危机、中东战争占据了新闻主流;50 年代德国经历了一次经济腾飞的奇迹,背景音乐是美国爵士;80 年代则以皮亚佐拉的探戈来暗示一系列性文化的变化。

在下午茶时,我们拥进德国的白宫—— 寿堡宫(Palais Schaumburg),欣赏了一套60 年代的曲目,作曲家有凯奇、施托克豪森、卡格尔,还有李盖蒂那欢闹的《为100 个节拍器所作的交响诗》(Poeme Symphonique for 100Metronomes),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年德国中部曾是现代主义发展的舞台。

这一天的行程在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Haus der Geschichte)里举行的一次当代音乐探险式独唱会中结束,由埃德加·利茨(Edgar Reitz)执导的电视剧《故乡三部曲》(Heimat)中的明星莎乐美·卡玛(Salome Kammer)演唱。其中有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创作的卡巴莱歌曲的世界首演,该曲融入了所有战后德国总理的名字,强调了一种对文化复兴的民族诉求。

然而没有什么比一项新计划更引人争议的了。波恩市打算花7500 万欧元(约合1.09 亿美元)建造一座贝多芬音乐厅,以取代1959 年那座朴素的典范建筑,这项计划一出炉就遭到了民众的一片嘘声。在2010 年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很少有城市会有如此大手笔的挥霍,但波恩一任接一任的市长们却坚持音乐是唯一能够挽救该城湮灭于无名的途径。

现在有两套抓人眼球的设计进入了最后筛选方案:一套是伊拉克裔英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充气钢琴造型方案,还有一套是卢森堡公司Hermann& Valentiny and Partners 的壮丽波浪造型方案。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宣布,新音乐厅计划于2013 年竣工。

波恩,无论音乐节还是建筑,都拒绝了循环使用经典或者四方形音乐厅的保险方案。据音乐节总监伊洛娜·施米尔(Ilona Schmiel)透露,明年的主题是“乌托邦”,将要探讨一种政治化的波恩所频繁许诺的德国梦,而这种德国梦又是如何在如今后政治时代的重建中被唤醒。

政治和音乐在德国历史中并不合拍。从瓦格纳、勃拉姆斯一直到纳粹仆从,作曲家们任由他们的艺术受绝对权力那毫无逻辑的观念的驱使。很少有什么音乐能比勃拉姆斯的《胜利之歌》(Triumphslied)更令人憎恶的了。

然而当权力死去,正如波恩所经历的那样,音乐便可以指出一条不同的通往自尊之路,令集体身份认同感更为合理。波恩在政府时代之后,又再次回归了贝多芬。他永远是子孙后代的最好希望。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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