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严良堃:《黄河大合唱》70载记忆

严良堃的一生，注定与《黄河大合唱》结缘，他的第一个指挥老师，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 从1940年严良堃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他已指挥这部不朽作品超过千场。他称自己是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专业户，而人们公 认他是指挥、诠释这部作品的绝对权威。

毛主席连叫三声好

王：回忆有些事情对咱们现在的人、对年轻人会有帮助，正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今年是《黄河大合唱》诞生70周年，而您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严：《黄河大合唱》产生于1939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1939年3月31日，冼星海就写出了 《黄河大合唱》。开始是光未然过黄河的时候有所感触，写了个长诗叫《黄河吟》。他在吕梁山游击区骑马的时候摔断了左手，后来到延安去治疗，带着抗敌演剧第 三队。那个时候演剧三队是个综合性的队，除了演戏外，又唱歌又跳舞。到了延安后就碰到星海了，星海说，我们合作过，我现在想写点东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歌 词呀！光未然说：“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长诗叫《黄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词，搞一个大合唱。”后来两人商量，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一共有八段，有独 唱、对唱、齐唱、合唱还有朗诵。光未然就拿回去改，改完了之后就拿到演剧三队去朗诵。这一朗诵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歌词本身就非常感动人，星海从光未然手中 夺过歌词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3月26日开始写，到了 3月31日就写出来了，六天的时间，这真是快。写完了之后，给大家唱一遍，让大家提意见，一共八段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首演是1939年 4月13日，演剧三队演的。第一次演出大概有二三十人，鲁艺的乐队给他们伴奏。世界上第一次《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叫邬析零，他解放后也在文化部工作 过。演剧三队后来又在延安演出了几场。他们到延安就不想走了。后来中央说，如果走出去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延安出去就影响到全国了。演剧三队的同志坚决 执行中央的指示，离开延安，奔赴更广阔的战场。5月11日星海才开始自己指挥，有一百多人，有鲁艺的、抗大的、女大的，加上伴奏，有口琴、笛子、三弦等， 还用洋油桶改装成低音二胡。5月11日的演出毛主席来听了。星海在日记中讲：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了三声好。

王：当时延安的条件怎样？

严：冼星海在写“黄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艰苦，在窑洞里写。当时他的夫人钱韵玲还怀着孩子。她为冼星 海做了个小写字板，星海就坐在土炕上面写。期间光未然来问他：“星海，昨天开夜车了吧，怎么样了？需要给你煲汤吗？”星海说，不要煲汤了，你给我买一些水 果糖吧。广东人爱吃糖。但全延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买不到水果糖，抗日战争时期嘛！后来王明的爱人知道了，找到光未然。她喜欢音乐。她说：“我那儿有白 糖，借给你两斤吧。”“好，回头还给你。”光未然说。

就靠借来的这两斤白糖，星海晚上困了就一边吃白糖，一边写。这两斤白糖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这样，六个日日夜夜就把它写完了。3月写完的，4月就演出，五一开篝火晚会，就到处都唱了，“风在吼，马在叫……”就这样很快流传出去了。

王：好像当时冼星海同志的歌流传得特别快，像“二月里来好风光”也是这样，写出了之后，马上就有人唱。

严：是的，他很了不起，3月份写了两个大合唱。月初是生产大合唱，里面有两个歌是很出名的，“二月里来好风光……”、“酸枣刺，尖又尖，敌人打到黄河边……”也是全国很快就传唱开了，那时候一不通过广播，二没通过出版，更没有电脑，凭着口就传开了。

王：这也说明在延安的革命队伍里，还是有不少懂音乐至少是喜欢音乐的知识分子，能教大家。

严：后来有人把稿子带到重庆了。李凌那个时候和赵沨在重庆办了个刊物，叫《新音乐》，从1940年1 月起陆续把《黄河大合唱》全部发表了。当时都是简谱。就这样，一下子就唱开了。不但是大后方唱，在上海租界也唱。这一下“黄河”好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 影响很广。在西南演的时候，演剧队还有造型，用造型的手法把《黄河大合唱》整个演绎了一遍，有灯光，有人物。利用当时可能的一些条件丰富《黄河大合唱》的 表演。

　　“黄河”唱遍世界各地

王：后来《黄河大合唱》还在国外好多地方演过。

严：抗战后期，李丽莲就把它带到美国去了。李丽莲是陕北搞音乐的一个女同志，最早在延安演秧歌剧的。原来在美国唱的是一个黑人歌唱家保尔·罗伯森，用英文唱《黄河颂》。

王：那个时候是谁翻译的呢？

严：咱们共产党有的是能人，最早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是萧三。那个时候在国外演唱“黄河”的人不 少。外国人唱“黄河”在我的印象中第二个就是俄国人了。 1956年在莫斯科，举办了苏中友好年的活动。那个时候我、李德伦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念书。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音乐厅演出，用俄文唱了《黄河大合 唱》，很隆重。有莫斯科的乐队、合唱队和独唱演员参加，还包括我们的留学生。郭淑珍唱《黄河怨》，李德伦指挥，我是艺术顾问。演出了一场，那是外国人用他 们本国的语言来演出的。我们那个时候感觉很骄傲，过去我们主要是用中文唱外国歌曲，这次可是他们用俄文唱中国歌曲。

解放以后开展中日友好的工作，吕骥把这个谱子送给了日本的一个进步团体，他们用日文唱《黄河大合唱》。歌词中有一句“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有一个日本小家伙问，这鬼子是谁呀？有人就告诉他，这鬼子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是50年代后期，中日友好来往不少。

还有一个美国合唱团把《黄河大合唱》整个都唱下来了，是由姚学言指挥的，他原是我们中央歌剧院乐队的 一个同志，后来到美国搞指挥去了。他们全部用中文唱，而且唱的音挺准的。特别是两个人的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很像。1995年的时 候，他们曾到中国来演出，没有一个中国歌曲像《黄河大合唱》铺的面那么广。

“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

王：七十年过去了，今天再听《黄河大合唱》还是那么令人感动，这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爱国主义情怀，而且“黄河”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严：《黄河大合唱》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人100多年来受外国人的侵略和掠夺，每次战争都是以我们在 投降书上签字而告终,要么割地，要么赔款。抗日战争则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鼓舞了全世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旅美华人在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大家非 常高兴。演毕到地下室喝咖啡庆祝，有人问：“唱《黄河大合唱》是什么感觉？”在场的同胞答：“我——是——中——国——人！”领事馆

的同志讲，听《黄河大合唱》我们鼓掌鼓得手都肿了，回去睡不着觉，感情不一样啊。

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出，散场正赶上下大雨，我们和观众都走不了。在剧场前厅，我们和观众一起拉歌，我们把会的歌都唱了。有一个50多岁的人会唱上世纪30年代的歌，我问他怎么会唱那个时候的歌？他说：“爷爷教的，他告诉我不要忘记根在中国。”

当时还有一个诗人，即兴念了首诗。他说，我听了你们的《黄河大合唱》很有感触，诗中说：“‘黄河’唱 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就是说通过《黄河大合唱》让他和祖国贴得更近了，“黄河”在抗战时是一支鼓舞全国人民奋勇抵抗侵略者的战斗号 角，如今又成了团结全世界华人发挥极强凝聚力的诗篇。这就是刚才你讲的，“黄河”为什么七十年还久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黄河”经历的坎坷岁月

严：“黄河”流传这么长时间，也是很坎坷的。一是在中国十年动乱的时候，有人说《黄河大合唱》是王明 投降路线的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曲。冼星海真伟大，在投降路线的词上写出了革命路线的曲子，这是什么逻辑！后来我对他说，你别这样讲了，这样讲不好。当时 除了有八个样板戏以外，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有人说《黄河大合唱》可以唱啊！那就唱吧，但词是光未然的，那怎么行，光未然还在“牛棚”里呢。于是就来改 词，什么“指导员，我问你，前线有啥好消息？”真滑稽。改来改去最后改不下去了。后来，周总理说了句话：“这是历史，不要改了。”改不了词就唱不成了，于 是就留曲不留词，这样就编了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它是把《黄河大合唱》腰斩了之后的产品。

王：这样的话，就不是八个乐章了。

严：三个乐章，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但表现还不错，因为除了样板戏没有别的东西了。国内 老百姓一听协奏曲《黄河》，都说：呦！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在东欧的演出也挺轰动。之所以说《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是江青把《黄河大合唱》 拦腰斩断的产物，可是它“表现”不错，协奏曲就保存下来了。

后来到了1975年的时候，钱韵玲写信给毛主席说，《黄河大合唱》这么多年都不唱了，当年您听的时 候，还鼓掌叫了三声好，可见还是好作品，今年是星海去世 30周年，是不是可以演一下。1975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就批下来了，用原词唱“黄河”。“四人帮”手下的文化组后来不能阻拦了，但规定我 们照原词唱可以，但不准写纪念两个字，就叫“冼星海聂耳音乐会”。在民族宫演出了三场，又到北京工人体育馆演。还规定不准写纪念文章，不准进行宣传，就这 样演出完了就完了。

北京演完之后，上海也跟着演。据说他们不知道不准在报上写文章的事，结果冒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说“黄 河”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文章登出来了，主要讲了三条，我觉得不错。一是为什么一个曲子长时间在人们心中起作用，是因为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 因为星海把自己的出路放在民族出路的里面，而不是放在民族出路的前面，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他在写作品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要索取什么东 西。二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1938年在抗战期间，星海在武汉半年写了200多首歌。三是生根在我们民族音乐的土壤上。我觉得这样的讲话比较中肯，比较 实在。

《黄河大合唱》也算是“四人帮”垮台前的一个信号，“黄河”十年不能唱，到现在能唱了。无独有偶，台 湾也是不准唱“黄河”，台湾1945年唱过，1949年就不准唱了，说《黄河大合唱》每个音符都是共产党的声音。中央乐团1985年到香港演出了一场,当 时有台湾人到香港听了说：“咱们中国人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他们回去就要演，但是当局不让，说这是共产党的东西，后来才同意只能演两段，“黄河颂”可以 唱，“黄水谣”可以唱，别的都不能唱，其它乐章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就这样，40年的时间里不能演，直到1989年。这一年(从台湾)来了一个人，拿的是香 港中旅的出入证，这个人叫杜黑，音乐家，是国民党将领的后代，跑到我这里来，找到我拿走了总谱。到了1989年7月1日，在台湾演出了“黄河”，演了两 场，非常轰动。

王：在台北演的吗？是全本？

严：是在台北演的，是全本。我们的总谱，通过秘密渠道拿到了台湾，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上争论得很厉害。 后来国民党办公厅主任宋楚瑜出面说话了：只要是把个别词改了就好。于是就改了三个地方，一是“新中国已经破晓”改成“全中国已经破晓。”其实那个时候“黄 河”里写的新中国是蒋介石讲的新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到的新中国是在1941年写的，1939年写“黄河”的时候怎么知道1941年时候的事情 呢。其实那是指蒋介石在1938年说过的“抗战的新中国 ”。当时台湾的年轻人不知道，一说新中国就是毛泽东的新中国，所以就改了。还有是“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太行山上是八路军啊，那不行！其实那 个时候在太行山上打游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也有中央军和二战区的部队，于是改成：“为国家当兵去，大家齐心打游击。”还有就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劳 动民众是孙中山使用过的词语，也被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们”。不管怎样，改的还不算讨厌，这就能唱了。

国共两军全球同胞共唱“黄河”

王：两岸的思维方式有时挺接近的。

严：改了以后演出了两三场，效果不错，老年人流泪，年轻人兴奋。后来1990年他们到大陆先后与中央 乐团和上海乐团联合演出。大陆的乐队、合唱队，台北的合唱队近100人参加，在我们的大厅排练，杜黑指挥。当大厅响出“黄水奔流向东方……”的歌声时，我 脑中一阵热血涌动。当时我想，两岸炎黄子孙，人为地隔阂 40年都不能来往，一曲《黄河大合唱》把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两岸的合唱队员一起排练，互相交流，交换一些纪念品之类的。台湾演员都是业余的，有医 生、会计、工程师，干什么的都有。有人问台湾的一个小伙子是干嘛的？他回答大学毕业后参军了。参加什么军？他回答说，我参加的是“国军”啰。台湾人大学毕 业要服两年兵役。当时李初建是我们的男高音声部的，小伙子问李初建参加的什么军？李答，我参加的当然是“共军”了。这就是“共军”、“国军”一起唱“黄河 ”，上世纪30年代是国共两军一起打日本，现在是一起唱“黄河”。

在香港，1985年8月搞了一个黄河音乐周，演出了1000人的《黄河大合唱》，中央乐团去了100 人，去了一个乐队的首席杨秉荪。我们音协是五年唱一次“黄河”，他们年年唱“黄河”。海外的华人对祖国的感情特别深，要记住100年来中国被侵略的历史。 他们说，过去香港搞联合演出，亲台湾的是一拨，亲大陆的是一拨，搞宗教的是一拨，但“黄河”把这三拨人汇集在一起了，也教会了一些外国人唱“黄河”。那次 是我指挥的，排练了一次，合了一次就上台了，他们年年都演，全曲都会背。今年7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要唱“黄河”，我提出要求咱们可要背呀，全球的同胞 都能背“黄河”，咱们还拿着谱子唱，说不过去。

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东南亚同胞都是背的，连美国人唱的时候也是背的。因为背的感情不一样，演唱的时 候，看着谱子感情的表达就差远了。《黄河大合唱》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香港，《黄河大合唱》演了30分钟，谢幕用了15分钟，1万多人不 走，我在台上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哪有这么长时间谢幕的，后来想了个办法，把一束花转献给星海生前的亲密伴侣钱韵玲同志。这束花送出去以后，转移了视线， 我就跑下了台。

王：冼星海是怎么去世的？

严：星海在1940年5月离开延安与几个搞电影的同志去苏联完成一个延安纪录片的后期合成任务，后来 其他的几个人先回来了，等他要回来的时候，边境封锁了，回不来。之后他流浪到乌兰巴托，从乌兰巴托也回不来了，那时候国民党对外蒙古也封锁了，他又到了哈 萨克斯坦，之后就病倒了，住在一个房东家里。房东是母女两个人，房东的女儿一直照顾他。

那个时候，共产国际每天给他一公斤面包。1941年苏联开始卫国战争，生活非常困难，配给的面包，他 和房东母女一起吃。后来有一些搞音乐的朋友把他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医生说他患的是肺炎。星海是在那儿去世的，葬在莫斯科近郊，骨灰盒上面写的 是“致爱国主义者黄训(冼星海的又名)”，下面写的是“妻子和朋友们”。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为了加强中苏友好，就派人把骨灰送回来了，由苏联大使馆、文 化部各出一个人护送骨灰到北京，暂时存放在八宝山，存了有一年多。1995年又送到广州“星海园安葬”。

王：他在苏联期间写了很多作品？

严：星海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在武汉的时候写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在延安也一直在写，到苏联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整理。

王：这些曲子都留下来吗？

严：大都留下来了，但没有演出，某些作品由于生病加上奔波，也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有一些笔误，后人 进行了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星海的东西不能动，有些爱护冼星海的年轻人认为，本来是笔误，应该改。那个时候我们中央乐团要演 冼星海的作品，李德伦要改，吕骥就不同意，说不能动，说这是你们洋学生对星海的不尊重。后来就组织一个审查团，有音乐院的，也有延安出来的，大家在一起看 谱子，看该改不该改。最后的结论是同意李德伦修改的意见。(王 安)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