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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音乐就是折射人心灵的一面镜子,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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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隆 Long Yu 杰出的中国指挥家

2013-01-04 10:36 天府周末

嘉宾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

总监、首席指挥 余隆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吴晓铃

2012年12月20至21日晚,代表中国交响乐最高水准的中国爱乐乐团亮相锦城艺术宫,为成都观众带来两场新年音乐会,其精准的演奏,给现场乐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实际上,中国爱乐乐团组建只有12年历史。不过,乐团在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的带领下,迅速实现飞跃,不仅在2005年启动环球演出,而且在2009年被全球著名的《留声机》杂志评为“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乐团之一,和蜚声世界的柏林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等一起榜上有名。

余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音乐就是折射人心灵的一面镜子,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古典音乐的市场潜力巨大

记者:2012年12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推出100张现场演奏实况的唱片,能否说说这个情况?

余隆:从2007年左右,我们就开始有系统地录制演出实况,2012年底正式推出。这100张唱片,记录了105场音乐会,213部作品,既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马勒等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也有优秀华人作曲家谭盾、陈其钢、叶小纲、郭文景等人的作品,甚至还有亨德尔的巴洛克歌剧《塞魅丽》、潘德列夫斯基《第八交响曲》、马勒《五首吕克特歌曲》等作品在中国内地首演的实况。我们选择作品一不迎合市场,二不刻意关照中国作曲家,惟一就是他们的作品要达到我们选择的标准。此外,我们还和郎朗、艾森巴赫等知名演奏家进行了合作。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记者:为何要推实况演出唱片,而非在录音棚录制音效更好的作品?

余隆:音乐会大家都可以开,但如果能做出100张唱片,说明中国爱乐的每场音乐会都具有世界级水准。这是录音棚录音无法实现的效果。我们现在的很多唱片,经常是靠剪接完成。然而唱片肯定还是听实况的好。有一位欧洲伟大的音乐家说过一句话:现场录音的唱片是灵感与激情的完美结合,而剪接出来的唱片,好比抱着梦露的照片睡觉。虽然完美,但是假的,所以现场录音的唱片尤为珍贵,这是实力和精准艺术标准的展现。

记者:一口气推出100张唱片,有没有考虑到市场问题?

余隆:古典音乐是对社会、思想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门艺术。我们乐团有责任在艺术引导上往一个高的趋向。精英文化并不是富人文化,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有精英意识,只要在精神上追求更高的意境和阶段。这套唱片的发行在全世界唱片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被誉为重振中国唱片工业的一支号角。我们限量发行的500套黑胶唱片,虽然高达9800元一套,如今已经全部卖完。实际上古典音乐的市场潜力无比巨大,只要真正有好的作品。它还有另一层意义:给中国古典唱片业无疑注入一针强心剂。

跨界是为古典音乐加点佐料

记者:在一个比较浮躁的时代,古典音乐有什么作用?

余隆:其实我也很喜欢流行音乐,但你没发现流行音乐的时间都不长么?它能给人带来一种短暂的感官刺激和兴奋感,但不能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持续性的享受。相反,古典音乐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记者:中国爱乐乐团在最近几年也屡屡跨界,比如和崔健、齐秦等流行歌手合作过,甚至还请周立波来做古典音乐的介绍,这么做是为什么?

余隆:我从来不反对流行音乐啊。我认为音乐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形式区别。对我来说,跨界只是为古典音乐加点佐料。其实,世界上很多大乐团,以及祖宾梅塔等知名指挥家都尝试过与喜剧演员一起开音乐会。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服务对象也是多种多样。既然是普及交响乐,就用稍微通俗一点的办法让更多人贴近。更何况周立波是我朋友,我知道他懂交响乐,否则我根本不会请。

记者:听说你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三场《风流寡妇》,居然把“不差钱”、“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些流行语也搬上舞台,这种嫁接好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一本正经的古典音乐相去甚远?

余隆:《风流寡妇》本来就不是正剧,而是轻歌剧。它在全球各地演出就没有相同的脚本,都会加入当地的时髦话。这种剧目大家看高兴就成。

我个人认为,作为艺术家,如果不出新意,那才是失职,艺术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有生命力。就像武侠的世界,刚开始习武的时候总会一拳一脚、匠气十足,生怕招式不对,但到了更高的境界,就可以海纳百川,无招胜有招。

艺术教育应重视培养想象力

记者:你和乐团在国外演出时,喜欢带一些中国曲目,效果怎么样?

余隆:我觉得作为中国音乐家,通过音乐把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是我的责任和使命。音乐无国界,2008年我们在梵蒂冈演出时,专门演奏了一曲《茉莉花》,恰好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在他的歌剧里也用过这段旋律,结果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有一次在德国演出时,我们演奏了京剧交响乐版的《贵妃醉酒》,现场观众觉得非常新鲜。最近几年,中国的作曲家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等人都是世界一流乐团追逐的对象,郎朗、李云迪、王健、陈萨等演奏家也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让中国的音乐文化比中国足球在国际上有名多了。我必须得说的是,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作品数量目前还不算太多,因为太多的人忙着赚钱去了。

记者:你经常讲“音乐好比是水,而人是容器”,如何理解?

余隆:人是什么形状,音乐就呈现什么形状。为什么我们会形状不同?因为我们后天对文学的追求、对想象力的追求不同,造成了人的不同。我一直认为音乐的高级之处,就在于音乐演出时,每个人反馈的想象力是不同的。你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反馈出来的想象空间就会很大。反之,就会觉得很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你自己的,并不代表这个音乐本身不美。音乐,就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你是一个尴尬的人还是无聊的人,还是具备想象力和创意的人,在这一刻都能看得到。

记者:现在的家长似乎都想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天才,要不就希望他们能考级,为升学加分,对此你怎么看?

余隆:我认为这是家长对孩子的灾难性教育。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而是培养他们无限的想象力。让他们长大以后,对任何工作都能够有独到的想法,然后超越别人,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人如果没有想象力,就是一个很无聊、很单调的人,而艺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带给我们创造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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