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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行,行必果。人民音乐家聂耳未尽的使命,朱践耳毕生在践行,让音符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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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 Zhu Jian'er 作曲家

时间:2017-08-17 22:46 中国艺术报 越声

写下此标题是因为今早(8月15日)还在高铁上就看到了手机满屏刷爆了“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因病于今晨9时在瑞金医院辞世,享年95岁。根据朱老遗愿,不开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将捐献用以医学研究。”《中国艺术报》编辑希望我撰文写一下朱先生的为人为事,我满口答应,脑海里一下子跳出了某次读到作家贾平凹的一段话,由此印证了朱先生可歌可泣的人生,尤其是“遗体将捐献用以医学研究”,让我甚为感动。

朱践耳朱践耳

两耳亦闻窗外事

朱老面容清癯,文文弱弱的没见他胖过,平日里少言寡语,不爱应酬。清心寡欲的他不嗜烟酒,一杯酽茶足矣,写作困倦时居然会口含几片干茶叶嚼嚼,简简单单的生活与时尚无缘。

虽说朱老年龄大了深居简出,但他两耳亦闻窗外事,一直很关注国内外的时势政局与音乐文化资讯。自从进入暮年,朱老的额头上布满了五线谱印纹,由于肠胃不好而成了医院的常客。  

有一年春节,我去朱先生家看望他,套着素雅蓝白青花格纹布的沙发,一张老式玻璃台面桌子,一个放满了乐谱的柜子,几乎就是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会客室的全部家什,简朴得令人感动。

我知道朱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生活节俭而普通;另一个儿子曾是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因为眼睛不太好而病休在家。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曾经在某年的上音教师节大会上宣布,把自己在瑞金二路的一套住宅捐给上音。

当时的上音院长、如今已故的作曲家杨立青,以及另一位作曲家何训田,听到朱老表达愿望的口气近乎宣布“遗嘱”,禁不住潸然泪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善举没有落实,他搬往了“距离上音和上交都很近”的地方。      

见到我,朱先生喜上眉梢,“我经常看你写在《中国艺术报》上的人物介绍,要多介绍年轻的音乐家,他们需要你们媒体的提携”。

朱老还说,“看到你写得我不太熟悉的音乐家,我还会在边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下批注,尤其你写的很多小众乐器的演奏家,我有时候还会找来他们的音响资料听一下,学习学习”。

朱老夫人舒群从书柜上拿下一整套的《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一边翻看一边解释这些曲谱付印出版的不易。“这上面每一个音符都是他(朱老)亲笔写的”,舒群指着工整的乐谱上密密麻麻的“小蝌蚪”对我说。

当时把乐谱拿到出版社去,对方看了说:“如此工整漂亮的手抄版曲谱实属少见,可以直接付印成书,根本不需要再请人誊抄!”由此,朱先生也为出版社省了一大笔钱,他告诉我“我就想着要把这些曲谱留存下来,给更多人看看,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

言谈间,这位眉毛和鬓角白如初雪的老人还小心翼翼地翻出了以往随身携带的红色小本子,上面写满了他对音乐和人生的领悟,就像是他的日记。同样的本子还有好多,他给这些本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一得篇”。随手翻开1983年的一篇记载,写着朱老第一次听到谭盾作品的感慨,大意是后生可畏,结合当时全国兴起的乒乓球热潮,在音乐领域,也可以将未来交到年轻人手里…… 

“学习是终身的职业”

此话是大科学家钱伟长说的,也是朱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的最好践行。

记得那年朱先生90岁,上海交响乐团在东艺演奏厅为朱践耳举行了室内乐、合唱作品回顾的专场音乐会,也是献给这位我国当代最著名作曲家90岁生日的厚礼。

第二天,在他的专场研讨会的现场,朱践耳在夫人扶持下提早一刻钟到达会场,摊开笔记本。这个习惯动作,与他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许多大师课上如出一辙。研讨开始后,朱先生果然一言不发,任由大家点评和批评,自己埋首记录下所有的建议和意见。

会后我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回答我“今天的研讨会很有价值,我把每一条批评意见都记录下来,久而久之还编了一本评论集呢,有时间你来我家,我给你看看”。

那天,比朱践耳年轻20岁的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有感而发,“我指挥过朱践耳先生的所有交响曲,作为前辈,朱先生的为艺、为人堪为典范。我一直在想,像他这样的作曲家在成就、地位、荣誉面前应该满足了,但是他依然"不满足",他还在追求着理想的境界,还是那么"孤独"。”此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感动和感触。

从技术层面而言,十年“文革”闭目塞听,朱先生自感已经落伍于时代潮流,原有的传统技法已不敷应用。于是,他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旁听,由兼职教授变身为学生,不耻下问,以求掌握新的艺术手段为内容服务,在“炼丹炉”里长长功。

他还四处搜罗相关现代派音乐唱片与论著,多听、多看、多多演习以储能。由此,朱先生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自1986年《第一交响曲》问世,朱践耳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接连五年写出五部大交响曲;更为夸张的是1994年前后,仅用一年左右时间竟写出了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乐思泉涌,“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就是他始终坚持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每写一部新作,总想超越自我,“乐”不惊人死不休。

上海音乐学院诸多教授都曾经用各种表达方式告诉我,极为敬佩朱先生的求索精神:“他就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和大学生一起听课,学习现代技法,不断创新,并且始终坚持技法为内容服务。”年轻的上音作曲秦毅老师有一次和我说,比起朱先生,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学习啊? 

学习聂耳而改名

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一个富庶的大家族,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曾自学钢琴、作曲。他原名朱荣实,因为被聂耳的歌曲深深打动,便为自己改名“朱践耳”,他曾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所以我改名为‘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之后,朱先生参加了新四军,在部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由此他也明白了或者说更理解聂耳为何在声誉鹊起之时,宁肯抛下一切也要执意去苏联学习,在途经日本时不幸溺亡。

求知欲让他更懂得知识贫乏的饥渴感,这是一种煎熬,他渴盼着高人能为他指点迷津。五十年代初,他有机会赴苏联留学并学习作曲,但是他始终认为,一定要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民间特色的交响乐、交响曲。

如今被许多交响乐团作为保留曲目的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是他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作于他的大学四年级。总谱完成后,学院的管弦乐队于1959年5月15日首演,引起巨大反响,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选中并收购,同年7月25日由苏联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录音,作为永久性库藏曲目。

2015年出版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记录了他从1940年在上海初涉音乐创作直至21世纪初的创作经过。有人说他一个作品一个样,到老了还不定型。他说,定型就糟了,每个作品都要有特点、有深度、有内容。他曾经说过:“交响乐作品不能仅限于一时、一事、一地的陈述,而应进一步升华到对生命、人生乃至宇宙的一种哲学思考。”

朱践耳十分注重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融入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他的《江雪》就是实践这一理念的代表作。70多岁时,他还奔赴云南、贵州一带,在玉龙雪山附近,在纳西族村落里,寻访失落的民族的声音。

他拎着录音机,深入到原始森林,去听鸟儿啾啾、溪水潺潺、风声猎猎,再用音符拟声,谱写成交响乐。音乐界人士表示,这种手法的使用,不仅仅是现代技法在音乐创作中的创新使用,还把祖国大地的声音融入了交响曲谱。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的唢呐演奏家刘英教授曾经接受我的采访回忆朱先生为他“量身定制”的唢呐协奏曲《天乐》。

为了写这首作品,朱先生不厌其烦的一次次与刘英探讨唢呐的技法,由此,在1989年“上海艺术节”中首演,并获得“优秀成果奖”,我当时撰文评价为“《天乐》曲风热情豪放、风趣幽默而又兼具含蓄深沉的意蕴, 作曲家将民族风韵、现代技巧和时代气派的有机结合, 为一向以粗犷奔放著称的唢呐开辟了细腻婉约的新的艺术风格”。

同年10月,在北京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中又列入演出曲目。1991年由香港中乐团再次演出,反响强烈。

说到为唢呐写作品,此曲并非朱先生的第一首,早在1953年他在北京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配乐,其中的著名乐曲《翻身的日子》就是采用了由唢呐、管子等五件民族乐器和小型管弦乐队的编制,堪称中西结合的开山鼻祖。

作品里面“胡琴全能王者”刘明沅先生拉的板胡,浓烈的乡土气息感染力特强,听得过瘾。后来此曲一再被改编为民乐合奏、管弦乐曲与钢琴独奏,也经常列入音乐会节目单。

前几年央视“春晚”郎朗献演了这首独奏曲,他一反常规地用极速急板弹奏,虽有炫技之嫌,但张扬到极致的煽情也不失为另一种演绎方式。

前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授黄晓和说过:“他的作品内涵深刻,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吸取现代元素,总是不断突破,与时俱进。”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是朱先生的“老搭档”,朱先生的每部交响乐作品都是他指挥首演并且录制成唱片。陈燮阳说:“朱践耳是上海交响乐的骄傲,演奏他的作品让我觉得很荣幸。他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在国内可以说无人能及。他的一生致力于音乐,他是我们所有人艺术和人品的榜样。”

言必行,行必果。人民音乐家聂耳未尽的使命,朱践耳毕生在践行,让音符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梦是黑白的,梦想是彩色的,而音乐梦想是有声有色的,七声音阶披上七色彩虹驾临天庭,用上界的音乐语言与地球人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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