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Overview

我亲爱的父亲,永远活在他的歌声中,活在女儿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本文系冼星海女儿冼妮娜对父亲的追忆文章。

正文 Text

冼星海:最后五年的艰难岁月

作者:冼妮娜

编者按:1936年3月至1937年5月,中共地下党在我校前身、位于上海河南中路吉祥里18号的立信会计学校举办立信音乐训练班,培养抗日救亡的音乐人才,冼星海、吕骥等著名音乐家曾在此执教。2017年6月13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和冼星海诞辰112周年,学校在松江校区昭信堂隆重举行“民族魂·星海情”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纪念音乐会暨冼星海塑像揭幕仪式。时隔81年,冼星海再次回到校园,回到他曾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学校师生以塑像的形式寄托对这位伟大的音乐战士的敬意和怀念。

本文系冼星海女儿冼妮娜对父亲的追忆文章。

二○一五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不由自主地追忆起我父亲的一生,特别是他生命最后五年的艰难岁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从一九九八年说起吧!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我有幸遵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安排,随同江主席专程前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出席哈国政府为那里的冼星海故居安放纪念牌而举行的揭牌仪式。江主席与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这项揭牌仪式,江主席亲自为冼星海故居揭牌,揭牌仪式之后江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以两国元首的名义向故居献上了花篮。在揭牌仪式上江主席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江主席在讲话中说:“冼星海是我国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家,他的名字和他的歌曲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是中国人民不朽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冼星海在四十年生命旅程中,最后的两年半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那时正是全世界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艰难岁月。当时,他不顾疾病缠身,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交响乐和组曲,还搜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斯坦民间歌曲,这些都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光辉乐章。”

“站在冼星海曾经居住过的这间小屋的面前,我深深地为他与哈萨克斯坦朋友结下的患难友谊所感动。他积极投身哈萨克斯坦音乐界的各项活动,经常到集体农庄为农牧民演奏中哈两国民间乐曲,是一位热心的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用音乐在哈中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江主席向人们揭示了在全世界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冼星海身在异国他乡的一段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传奇般的经历。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命运之神曾将中哈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带到哈萨克斯坦,今天我们为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安放的纪念牌揭幕。在我们十分艰难的卫国战争年代,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些人,不畏困难,向这位中国作曲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哈萨克斯坦杰出作曲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收留了他,使他在这个家庭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目前,这一纪念之角已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圣地。希望冼星海的音乐仍将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奏响,仍将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因为对真诚的友谊来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揭牌仪式之后江主席与纳扎尔巴耶夫并肩携手进入冼星海故居并题词留念:

江主席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萦回于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纳扎尔巴耶夫题词:“我相信,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的作品及其生命本身,都将促进并加强哈中两国之间的友谊。”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值哈萨克斯坦总统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访华之前,倾注着中哈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愿望的冼星海大街暨冼星海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在哈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从此,我父亲作为中哈友好使者的光辉形象永远竖立在哈萨克斯坦大地之上。我有幸应邀前往,亲眼见到这一切,使我感动。

一座莲花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巍然矗立在冼星海大街与加加林大街的交会处,整个纪念碑的造型是一朵绽放的莲花,碑体下部莲叶层叠构成基座,衬托出三个绽放的莲花瓣状主碑,三个花瓣之间用冼星海在哈期间创作的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中头两段的音符相连。高三米的主碑上镶嵌着冼星海头部浅浮雕像,雕像上的冼星海正昂首远望,目光炯炯有神,嘴角露出一丝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微笑,似遥望着东方的祖国。正在告诉人们,东方已经破晓,一个强大的人民共和国正像喷薄欲升的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在莲花瓣状的碑身正面,分别用中、哈、俄三种语言镌刻着以下文字:

谨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

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

冼星海大街

碑身背面也分别用这三种语言刻着碑文,这碑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段中哈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中颇为动人且又尘封已久的历史:

“冼星海(一九○五——一九四五年),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作曲家。我父亲四十年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年半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在此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并搜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冼星海用音乐在哈中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哈中友谊世代相传。”

如今有关我父亲曾在哈萨克斯坦活动的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已由中哈两国元首在冼星海故居揭碑仪式上正式向世人揭示,冼星海被授予中哈文化交流使者的光荣称号,冼星海的名字已载入了中哈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册。

瞻仰我父亲纪念碑,我不禁为设计师高超的设计思想而拍案叫绝,因为我父亲祖籍番禺(现为广州南沙区)出生澳门,在澳门回归祖国的一九九九年,在哈国首都阿拉木图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区花一一莲花的形象纪念冼星海,以冼星海的音乐连接起用三个莲花瓣表示的中、哈、俄三种文字恰恰又与作曲家生命历程的三个特殊转折点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寓意极为深刻。感谢设计师丰富的想象力。

冼星海大街、冼星海纪念碑的建造者们,以惊人的速度赶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华前夕使这一工程落成揭幕,这又为总统访华、中哈两国元首会晤及中哈两国的友好往来增添了一分绚丽光彩。当纳扎尔巴耶夫将用中、哈、俄三种文字印制的一套四枚冼星海肖像邮票,一枚哈萨克斯坦音乐文化奠基人库尔曼加兹肖像邮票,和加盖带冼星海肖像邮戳的明信片赠送给江泽民主席时,这标志着中哈两国的友谊又将进入一个亲密合作的崭新阶段。

站在冼星海纪念碑前,走在冼星海大街上,追慕父亲高大的形象,犹如又回到延安儿时坐在他的怀抱之中。我赞叹父亲的才思豪情,追想他昔日的风采,更折服于他思想品格之高尚,意志之坚忍不拔,创作作品之多,速度之快,才思之敏捷而超前。他短促的一生经历过万般磨难,饱尝人间艰辛,但不管命运将他抛向何方,他始终能居贫寒而不感委屈,处逆境而不失气度。他心中时刻装着劳苦民众,把献身新音乐事业、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视为最高境界,鞭策自己勇往直前。正如他在《创作札记》中表述的那样:

“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写到我最后的呼吸停止为止。我不曾忘记梵生·丹第八十三岁临死时还对我们说,他仍想写作,仍想完成他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的时候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我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了不起!比较他们差得多了,还不更努力么?!”

我曾有幸应邀数度进出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方,参加过那里关于父亲冼星海的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我曾经沿着父亲走过的足迹,尽可能地访遍父亲的战友、同学、学生和曾经帮助他的异国朋友、艺术家以及相识者和他们的后代,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交谈,倾听他们如泣如诉的回忆,渐渐地对父亲——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全世界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五年,身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处境,他的表现、工作、艺术创作、社交活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总之对父亲生命历程的最后五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以此简要的追记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父亲受中共中央派遣与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任务,其中我父亲主要负责影片的作曲配音及配合后期制作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临行前毛主席设家宴为我父亲送行,毛主席指示说:“党中央决定派你们到苏联去完成这项任务,时间定为半年,完成任务之后马上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我也有幸跟随父母一起参加毛主席在自家窑洞里为我父亲送行的便宴,临别时毛主席拉着我的小手说:“小妮娜快点长大吧,看看爸爸要走喽!快长大吧!”当时才几个月还不懂事的我睁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主席,根本不知道在战争年月里那将会是革命者永远的离别。长大后,妈妈告诉我!你爸这走时,主席的便宴虽然简单,但是有红烧肉、鸡汤,还有自己种的青菜、红辣椒。主席爱吃红辣椒,一是喜欢吃辣味,二是象征着革命形势红红火火。

我父亲等人都是化名去苏联的,父亲化名黄训,这化名是临行之前我父母共同商定的。我父亲从我祖母黄苏英和外祖母王德训的姓和名中各取一字组成黄训作为化名。我父亲在苏联时都用黄训的名字,在蒙古时曾用孔宇作为化名。在当时形势异常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父亲一行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在延安机场(当时没有飞机场只是一片空地)与前来送行的延安鲁艺师生告别合影留念后乘周副主席的汽车到达西安,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一切行动诸如以后的起程日期、行程路线、交通工具等都由中共中央直接决定,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临时通知。几经周折最终遵照中共中央通知且已得到新疆政府的同意,我父亲一行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乘火车离开西安,十月二十二日抵兰州之后于十一月十日改乘苏联飞机飞往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以公开的身份赴新疆参观之后直飞莫斯科。

我父亲于一九四〇年出国之后共三次进出莫斯科。我父亲一行是于一九四○年十一月直抵莫斯科的。同时据原苏联作曲家、时任苏联海军歌舞团团长、艺术指导、苏联音乐基金会主席、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莫斯科理事会主席穆拉杰里载于一九四九年第六期《苏联音乐》杂志撰文回忆:“与冼星海相识于一九四○年秋。那是在音乐学院大音乐厅里,当时正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经人介绍在幕间休息时与冼星海相识。”因此,我父亲到达莫斯科较为准确的时间应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下旬。

我父亲到达莫斯科后,通过共产国际很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开始工作,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冼星海除担任整个影片的作曲任务这一主要工作之外,还与同行的一起完成配音和影片的后期制作的各项工作。除此之外,我父亲还挤出时间担负起考察苏联音乐艺术的任务。尽管党中央并未专门向他布置,毛主席还向他们下达工作时间只有半年、完成任务后马上回来的指示,但对于我父亲,身为延安鲁艺音乐系的主任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必须挤出时间去考察,特别是我父亲早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时就向俄国教师学习研究过俄国的音乐作品《鲍利斯·戈东诺夫》钢琴改编曲总谱等。深知俄罗斯音乐艺术营养之宽广与深厚,一直想望着能有一个学习机会,这正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所以我父亲到达莫斯科之后便马上与那里的作曲家协会取得联系,在莫斯科,我父亲很快结识了格里埃尔、卡巴列夫斯基、穆拉杰里、别雷、别利亚耶夫、施奈尔松等苏联著名音乐家,与他们交流音乐艺术,探讨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方向,多次参加各种音乐会、座谈会,一起讨论新出版的苏联音乐作品,还将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苏联音乐家同行们,他刚到莫斯科不久便应邀参加了格里埃尔、卡巴列夫斯基、穆拉杰里等专门为其召开的小型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父亲向苏联音乐家们介绍了中国的音乐艺术概况和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动向,并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自弹自唱了自己创作的抗战歌曲,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的首次演奏,是由我父亲本人向苏联著名音乐家用钢琴弹奏的,也是这部作品首次在国外的系统介绍与传播。据与会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里在《苏联音乐》杂志中撰文记载:“冼星海自弹自唱了几首自己创作的群众歌曲和合唱曲,这些歌曲悦耳动听,内容健康充满活力,大多具有进行曲式的特点,五声音阶调式使这些歌曲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冼星海还弹奏了自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主题鲜明,给我们印象极深。它描绘了黄河这条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的形象。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以及他们自古以来与奴役者们进行的斗争。作曲家对复调音乐技巧的自由运用使他克服了中国传统音乐调式的封闭性,创作出充满动感与丰厚表现力的气势恢宏的合唱曲。

“冼星海是中国第一位掌握所有现代作曲技巧,并采用欧洲书写方式写作大型音乐作品的作曲家。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两部交响乐,讴歌中华民族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交响乐》和描写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英勇奋战的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钢琴协奏曲《黄河》,四部器乐组曲、大型交响乐作品《中国狂想曲》,一系列室内乐作品及大量成为中国人民战斗武器的群众歌曲。”

穆拉杰里在撰文中肯定我父亲弹奏自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不是偶然的。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莫斯科向苏联著名音乐家同行们用钢琴完整弹奏《黄河大合唱》。虽然当时弹奏时具体的钢琴乐谱至今并未找到,也没有写入在稍后我父亲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完成的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总谱里,但我们却注意到在我父亲的《创作札记》里明显记载着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计划:

我父亲在音画:《中国生活》(作品第十六号)的《创作札记》中记载:“这作品本来不想动笔,因为自从第四组曲写成后,想写钢琴协奏曲,但因没有适当房间写作,身体疲乏,又最近患脚肿、头昏的病,为着要生活和疗理病躯,乃把从前旧作加以配器而写成这作品,乃名之曰‘音画:《中国生活》’。”同样在《古诗十首歌集》(作品第二十五号)的《创作札记》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这正说明我父亲想把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继交响大合唱《黄河》之后作为一个单独作品来完成,但因客观上的困难和生病的原因,这一创作计划最终未能完成,这是十分可惜的。

在莫斯科,我父亲完全脱开了延安鲁艺议事日程上的教学和音乐系主任工作,因此在完成《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的作曲与后期制作任务的同时可以抓紧时间考虑对于《黄河大合唱》进行进一步加工、修订,以达到更国际化的目标。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父亲在莫斯科顺利地完成了对《黄河大合唱》一九三九年简谱手稿的进一步整理、加工、修订、提高和扩大规模配器的补写工作。

我父亲为完成的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五线谱手稿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并在这部作品的手稿首页上用俄文书写了如下的全称(见下):

交响大合唱《黄河》是在《黄河大合唱》一九三九年延安简谱手稿的基础上,按照在延安时早已形成的想法经过进一步整理、加工、修订、提高和扩大规模补写,在原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乐队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连接的乐队音乐,形成共九个乐章。整个作品改用五线谱谱曲,采用三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队伴奏,在曲终末段,即《怒吼吧,黄河》最后两句:“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要求重复连唱五遍,用十二把降B调小号、降B调长号和六把法国号伴奏,小号和长号在乐队两侧,奏时竖立着,像向全世界响着警号一样发出它们的怒吼声音。

这是一部立意深刻、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交响声乐作品.是为具有特大型管弦乐团装备的高水平专业演出队伍在庄严盛大的庆典会议上演出的,具有我国民族音乐形式和进步技巧的鸿篇巨制。

对于这部作品,苏联著名作曲家穆拉杰里曾作过如下的评述:

“我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冼星海的巨著——交响乐式的清唱剧《黄河大合唱》的总谱,这部深刻、庄严、充满丰富的感情和美好的诗意的音响作品,不愧被公认为中国音乐宝库的卓越的贡献。”

我父亲在莫斯科期间还抓紧时间完成了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起稿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后命名为《民族解放交响乐》(作品第五号),在这部作品的前面写着:

“此作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光荣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我父亲在《民族解放交响乐》(作品第五号)的《创作札记》中详细记述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创作经过: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起我到了另一个环境。我为着不肯离开战争的空气和一般民众对我的渴望的缘故,每天伏在案上写……大约从早上写到深夜我才停下笔,在这写作期中,我曾得过一些皮肤病,耽搁了一些时候,但我岂肯因病而放下笔呢!我仍继续写,病也慢慢好了!一九四一年春欣然地看见了历年来我所想望完成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得以完成!这作品的迟迟完成,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我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前后方情形和民谣小调都加入这作品里,更使我对民族形式作更深入的研究!”

“这作品是我恳切地献给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位真正的民族救星,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拯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但我时常反问自己,这作品是否能表达中国民族的解放?但无论作品好歹……这一点小小的创作目的是为民族解放的,我想毛泽东同志也赞成,并且他还要鼓励许多艺术工作者竭尽他们一切的努力去创作。”

“我敬慕着这一代伟大的人民领袖,我把这心血创作出来的微小作品贡献给他,愿他领导着民族解放……给人民以自由平等,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前途是定可实现的。”

我父亲时刻牢记毛主席为其送行时的指示,他深知来莫斯科工作机会之珍贵,因此他抓紧一切时间不分昼夜地创作,在完成交响大合唱《黄河》和《民族解放交响乐》之后,又创作了《第一组曲:“后方”》,在这部作品的《创作札记》中写道:

“第一组曲:‘后方’(作品第九号)”

“这曲原是在西安(一九四〇年秋)起稿,本想名为钢琴演奏曲子,内有四段,后来在钢琴上听了,颇好,听者又爱这曲,有人劝我用管弦乐编出来,于是我就一九四一年春在M城完成此曲。内容有……”

“这曲还没有完成时,德国法西斯蒂在六月二十二侵入苏联边境。我非常愤恨德法西斯的侵略,因此更用心写,含意反对德法西斯。虽然标题为中国组曲,但是这是反法西斯的组曲。在写作这曲当中,我曾听过好几次警报,德法西斯来了一些飞机想轰M城的,他们炸中了民房,医院和学校,残杀了有病的人和孩子,摧残了文明和安居的居民。这一来又激起我要写第二交响乐去反对世界的罪人,战争的挑拨者,祸魁德法西斯蒂。我立意写,我一定要在最近写成!……但为生活的变更所迫,我又停下了好久没有执笔,我想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草成它。”

我父亲在莫斯科,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对莫斯科血腥空袭轰炸声中构思《第二交响乐》,当时得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提示:“应该写些音乐给斯大林、苏联红军,而不是我和共产国际。”但因当时宿舍民房及整个城市被炸得一片狼藉,处于疏散及一时的混乱之中无法动笔。

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当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音乐创作业已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已接近尾声时,德国法西斯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突然进攻苏联,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随即开始,我父亲与袁牧之被迫停下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从延安来莫斯科的其他同志们一起离开莫斯科,取道蒙古准备同国。

《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的后期制作工作,也因苏德战争爆发以致未能在苏联全部印出拷贝,无法送回国内。其中个别镜头及影片音乐曾被用在一九五〇年中苏合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里。

我父亲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一行十余人在一名苏联上校的护送下撤离莫斯科,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某名将同意大家以他的随从人员身份一同起程,经商议有的扮做秘书,有的扮做武官警卫,我父亲是广东人,棕色皮肤,其貌不扬,平时烧得一手大家爱吃的法国菜,因此让他扮做伙夫随行。但到临行时刻,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该名将决定不带随员,只身回国,而使大家这次回国的希望成为泡影,也使我父亲失去了回国的机会,情急之下,我父亲便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仓促之间急修家书两封托其带回延安以报平安,其中一封是写给远在上海的母亲黄苏英,另一封是写给延安鲁艺的妻子钱韵玲,由于当时远在沦陷区上海的祖母已和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失去联系,所以这两封信都始终保存在我母亲钱韵玲的手中,最终收入了《冼星海全集》,这是我父亲最后两封家信,没有说明发信地址,带信人的名字,只有家人知道。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党中央特派交通员的陪同下,我父亲等一行十余人从蒙古乌兰巴托起程回国,当时计划越过中蒙边界,经内蒙古到达陕北,在途经绥蒙大青山时,因遭到侵华日军的封锁,无法通过边界线,只好返回乌兰巴托,但他们仍然回国心切,尤以年轻力壮、会骑马、能打仗的李士英、李天佑等最为坚决,他们了解到由乌兰巴托向西从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中蒙边界,可进入宁夏,之后再返延安,不过走这条路需要穿过无人地带大沙漠和国民党统治区,行程约三四千里,路途险恶,困难极多,生还的可能性也很渺茫。李士英、李天佑决心闯一闯这大戈壁滩的沙漠死海,挑战一下人生极限。决心下定后他们暂以养兔为生,积极准备,积蓄力量,待他日冒险归国。后来他们终于成功了,于一九四三年夏日起程,一九四四年春天回到延安。李士英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况说:“我们十来个人生活在一起轮流做饭,轮到冼星海时,他给我们做法国菜,这在当时流浪在中蒙边界一带生活的人们来说可算是美味佳肴了,大家都很爱吃。冼星海为人随和,每天埋头作曲不多讲话,谈起艺术滔滔不绝,我爱摄影,和他能谈到一块,当时他说:‘我一不会骑马,二不能打仗,身体也不如你们好,看样子不能和你们一块闯戈壁滩了,不过我是要回延安的,我准备先在蒙古待一段时间,以后看情况再想办法回国。’他在一九四二年冬天返回莫斯科,准备去哈萨克斯坦从新疆方向回国,当时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我父亲一行由莫斯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后,最初是生活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山沟里,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远山连绵,林木清秀,飞鸟歌唱,牛羊遍野。这环境极大地激发起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和思国思乡之情。他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埋头创作,从一九四一年十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由党中央特派交通员陪同向中蒙边界绥蒙大青山进发时止,仅用连续六个星期就谱写完成了第二组曲《牧马词》(作品第十二号)的钢琴谱,并着手谱写总谱。

我父亲从中蒙边界地带绥蒙大青山返回乌兰巴托已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当我父亲、袁牧之、钟赤宾等人来到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时,已是个个蓬头垢面,面色苍白,穿着沾满油污的蒙古式旧棉衣和毡靴,看起来像是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经受过长期磨难度过监狱生活被释放的人一样,使得不明真相的中国工人俱乐部工作人员,人人都用警觉的眼光试探着接近他们,并不时提出种种疑问和猜测。这时我父亲拿过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的小提琴,调了一下琴弦之后,用一曲贝多芬名曲《米努哀》打破了僵局,大家被征服,连连伸出大拇指说“蒙得格空”(意即:了不起的人)。从此这位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便化名孔宇受聘为中国工人俱乐部音乐组教员,不久经工会中央理事会批准增加了他们长期工作的定员编制。

我父亲在受聘为中国工人俱乐部音乐教员期间,首先亲自为俱乐部谱写了《中国工人俱乐部歌》和《志愿军之歌》,每天同志们高唱着:“中工俱乐部,伟大堂皇,组织健强……”和“志愿军,志愿军,志愿精神志愿心……”歌声此起彼伏。中国工人俱乐部的文娱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他在这里因地制宜制定了作业时间表和工作计划,组织了一支演出队伍,亲自教授乐理、指挥及钢琴、提琴、黑管、三弦、二胡、笛子等各种乐器,逐步开始教授五线谱,训练合奏、合唱和独唱。最终组织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并组织了中国工人俱乐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音乐会。

我父亲在中国工人俱乐部工作期间从未间断过音乐创作,在这里他继续完成了第二组曲《牧马词》(作品第十二号)的最终配器工作,除此之外,还创作了第三组曲,原名《乌兰巴托的一天》,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抵达阿拉木图之后最终完成时定名为《敕勒歌》(作品第十三号)。第三组曲的一、二两段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前完成,并且在音乐会上用小提琴公开演奏和在电台播音,演奏时定名为《乌兰巴托的早晨》。

我父亲组织了中国工人俱乐部最大规模的音乐会,公演《黄河大合唱》和小提琴独奏《乌兰巴托的早晨》,在蒙古的音乐界及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此中央剧院乐队负责人达木丁苏伦与戏院乐队负责人莫尔道尔及中央剧院音乐指导苏联专家西米尔诺夫就经常找我父亲交谈切磋技艺,达木丁苏伦曾邀请我父亲指挥中央剧院交响乐团在中央剧院音乐会上演奏,同时演出我父亲小提琴独奏《乌兰巴托的早晨》,由苏联专家西米尔诺夫为其钢琴伴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为我父亲的指挥及演奏的高超技艺而折服,一致称其为“蒙得格空”。不料这次公演竟成为我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亲自指挥公演《黄河大合唱》。当然这也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公演。

我父亲这次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中国工人俱乐部举办音乐会公演《黄河大合唱》时,虽然“交响大合唱《黄河》”早已完成,但刚刚组建训练起不久的中国工人俱乐部业余文艺队伍,无论从乐队配制条件上,还是队员素质和演唱、演奏技术水平上,都远远不能达到演出大型交响乐作品交响大合唱《黄河》的基本要求,因此这次公演使用的仍然是《黄河大合唱》一九三九年延安简谱稿。在以后的异国流浪生活中,由于苏联战时的异常艰难和语言上的种种障碍,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病逝,我父亲都未能实现其亲自指挥大型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愿望。

我父亲逝世之后,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日,在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苏联舞台,音乐会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由苏联指挥家阿·斯塔谢维奇指挥。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及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交响大合唱《黄河》,这次演出由郭淑珍用中文独唱《黄河怨》,其演出时总谱在笔误个别地方做了适当的处理。

根据资料记载,这是交响大合唱《黄河》诞生以来在国外仅有的两次正式演出,而国内方面,一九八七年编《冼星海全集》时在上海演过一场,二〇一五年五月在上海由上海爱乐乐团演出过二场,后面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正式按原作演出过,交响大合唱《黄河》的名字也是鲜为人知的。

一九四二年冬季,我父亲秘密离开乌兰巴托,另寻回国机会。返回苏联,经由莫斯科,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到达阿拉木图。打算寻找机会仍从出国时的新疆口岸回国,但始终未能如愿。

当我父亲徒步进入阿拉木图时已是一九四二年的严冬,阿拉木图是我父亲出国时踏上苏联国土的第一站,这里靠近中国新疆边界,也是德国法西斯尚未到过的地方。我父亲想从这里回延安可能更方便一些。然而这里的严冬异常寒冷,已是零下三十度以下。这时我的父亲经过长途跋涉已是精疲力竭、饥寒交迫、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内装生活用品杂物的小皮箱,已处于衣不能御寒,食无处索取,没有户籍,没有工作,没有熟人,更没有归宿,语言不通,蓬头垢面,疾病缠身的境地,已完全与组织失去联系而沦为不折不扣的流浪汉。

我父亲到达阿拉木图时最初居住在一个叫做“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木结构廉价旅馆里。销售农牧产品的远郊农牧民是这里的常客,七八个人住一间房,人员混乱,环境嘈杂。我父亲这时只靠变卖随身携带的衣物、用物品换取食品度日,处境十分恶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当地音乐工作者拜卡达莫夫相遇。得到拜卡达莫夫及其母亲和姐姐拜卡达莫娃一家的热情帮助,并分食其全家人仅有的战时政府尚无法正常供应的限量配给食品,才得以暂时落脚生存,以至能重新拿起笔来进行音乐创作。之后虽经拜卡达莫夫等人极力向有关当局联系推荐,但因处于卫国战争最困难时刻,我父亲在阿拉木图的编制与口粮始终难以解决。

我父亲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国的决心和对音乐艺术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以常人难以具备的毅力,克服着寒冷、饥饿、病痛,在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库斯坦纳等地艰难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也是一生中最为困难的两年半时间,当有关当局发现其病情严重,派员将他送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时,其病情也已恶化,整个身体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已经为时太晚了。

我父亲客居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一阶段,正是苏联卫国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全国上下供应紧张、粮食奇缺的时刻,在哈萨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被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安排在其姐姐达娜什·拜卡达莫娃家。这个哈萨克家庭,在我父亲举目无亲、流落异国他乡街头的时候,慷慨地接纳了他,向其伸出了援助之手。正像哈萨克人常说的那样:“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充分体现了高尚的人间真情。面我父亲当时以化名秘密出国工作的特殊身份,不便于也没有条件去了解对方这个异国公民家庭的一切。我父亲以其中国劳动人民儿子所特有的诚恳、勤劳、朴实、忠厚的高贵品质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帮助,他在与异国人民之间语言不通、难以交流的情况之下,只凭着自己仅有的那把小提琴及其娴熟高超的演奏技艺,征服了当地的人们,叩开了感情沟通的大门,进而用音乐架起了与哈萨克人民进行民间交往的桥梁,使自己扎根于当地民众之中,置身于那里音乐家的行列。在那里,他通过拜卡达莫夫及其姐姐达娜什结识了哈萨克功勋艺术活动家伊万诺夫一索科尔斯基、江布尔国家音乐馆库斯坦纳分馆馆长叶谢托夫及其妻子卡拉莎什、四十年代初曾任哈萨克作曲家协会理事的叶尔扎科维奇教授、维力康诺夫、哈米奇、科伊什巴耶夫、茹班诺夫、布鲁洛夫斯基、扎基托夫、扎古伯夫、哈萨克斯坦功勋演员冬不拉琴手科思莫夫等音乐同行,他时常参加哈萨克斯坦作曲家协会的活动,和大家一起讨论新创作的作品,并介绍自己的作品。渐渐地,他得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和音乐家们的理解、同情、称赞与爱戴,我父亲以其非凡的音乐才能和不断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引起了当局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

我父亲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化名黄训,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在经济及道义上得到了国际无产者联合会及拜卡达莫夫姐弟、伊万诺夫一索科尔斯基夫妇、叶谢托夫夫妇等人的种种帮助,才使其得以继续拿起笔来,进而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作品。

我父亲在阿拉木图完成了于一九四二年春天在乌兰巴托已写成的两段描写乌兰巴托一天的第三组曲,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抵阿拉木图市后写成最后三段,最后定名为《敕勒歌》(作品第十三号);一九四二年为其在西安期间以唐代诗人李白的《忆秦娥》、宋代诗人吕本中的《采桑子》、宋代诗人宋敦儒的《杨柳枝》、清代诗人彭羡门的《竹枝词》四首古诗谱写的抒发与亲人离别之情的艺术歌曲配以新的和声编成《古诗情别》(作品第十四号),这是我父亲利用古诗配以新的和声以更进一步接近中国古调的尝试,同时充分抒发了其身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亲人之情;受阿拉本图作曲家协会委托,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写出第四组曲:《满江红》(作品第十五号),向哈萨克人民介绍中国音乐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我父亲又将从前旧作(疍民歌、拉犁歌、顶硬上、第一组曲的第二段催眠曲)加以配器写成音画:《中国生活》(作品第十六号),此曲得到苏联著名作曲家波波夫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代表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作出的书面肯定。

一九四三年起,我父亲在阿拉木图因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浮肿,疾病缠身,情况日趋恶化。但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起我父亲又在阿拉木图起草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德国法西斯对莫斯科人民的血腥轰炸声中于莫斯科构思创作的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作品第十七号)的第二、三段,五月修改,六月配器,七月中断,八月继续写作,直到十月十九日正午终于完成了该交响乐的全部乐队总谱。在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的首页上写着:“这部交响是献给与爱好自由的英美人民结成同盟的苏联红军,他们正从‘黑色瘟疫’中把被奴役的国家和人类解放并拯救出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我父亲应邀赴塔什干列宁格勒音乐院,在那里将旧作集成三首中国舞曲,得到施泰因堡教授受教研室的委托写出的书面评价:“《中国舞曲三首》是管弦乐作品中较成功的。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在作品中把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因素与后期法国印象派的作风结合起来。教研室认为用管弦乐演奏这曲将会有趣味的。”

我父亲是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由共产国际介绍,留居阿拉木图的,然而不明真相的人们仍然持怀疑态度,每天仍有很多双怀疑的眼睛注视着这个来历不明的异国流浪汉和达娜什一家,甚至有人还想方设法将他从那里驱逐出去,一次产管科的负责人宣称冼星海是阶级敌人,将他推出门外,因睡走廊并以破坏房屋结构的罪名告上法庭而令法庭判其有罪,后因高级法院审判时认为判决有误而驳回才算了事,这种遭遇在我父亲身上时有发生,因而使得其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阿拉木图已设有领事馆,好心的拜卡达莫娃姐弟、索科尔斯基等哈萨克朋友也曾建议我父亲去那里想想办法,取得一些帮助。其实我父亲十分清楚,自从一九三八年离开武汉起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千方百计寻找他,此刻去国民党驻哈萨克使馆说明身份,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听其安排,为其工作,饥寒交迫的日子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但是我父亲作为一名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前往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从未动摇,我父亲没有投靠他们,也没有暴露自己真实姓名与身份(连拜卡达莫夫一家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而是以流浪的民间音乐家的身份化名黄训扎根于当地民众之中,隐蔽下来,保护自己,生存下去,以自身的音乐才能、高超的技艺和中国劳动人民儿子的高贵品质赢得了异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帮助,顽强地与疾病抗争,无怨无悔,默默地工作着,期待革命胜利之后返回延安。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我父亲由拜卡达莫夫推荐,受有关部门安排和应江布尔国家音乐馆库斯坦纳分馆馆长叶谢托夫的邀请,与科伊什巴耶夫一起赴距阿拉木图一千五百多公里的腹地库斯坦纳,负责筹建库期坦纳音乐馆并在该馆任作曲及音乐指导工作。他从民间艺术家中选拔演员人手,组织训练文艺队伍,作曲、指挥、排练演出,筹办音乐会,每项工作都完成得十分出色,表现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受到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及同事科伊什巴耶夫等发自内心的敬佩,我父亲与叶谢托夫也成为知心的朋友。

我父亲还以一个民族友谊与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走到哪里就把音乐带到哪里,在当地组织起音乐艺术队伍,亲自教授乐理,传授演奏技艺,组织排练,举办音乐会,与队员们一起直接到人民群众、农庄庄员中演出,他在异国他乡不但热情传播中国音乐,同时十分注意并善于利用演出排练、参加音乐会等各种机会,从所组织的文艺队伍的成员、和与他交往切磋技艺的音乐家朋友乃至民间如农庄庄员中,收集挖掘民间流传的民歌乐曲,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俄罗斯、蒙古、哈萨克等民族音乐的养分,把它们整理出来,有的按原曲,有的加以改编、配器、写出和声伴奏,以独唱、合唱、提琴独奏、钢琴曲等形式供音乐馆排练演出。人们回忆我父亲有这样过人的本事:只要听你哼唱一遍便能马上把谱记下来,还你一个原汁原味的曲子,令你心服口服。因而大家都十分敬佩他。

在库斯坦纳音乐馆工作期间,为纪念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逝世三十五周年,我父亲创作了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以音乐的形式再塑了哈萨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阿曼盖尔德的光辉形象。然而这部交响诗的创作,却是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同时又承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折磨的情况之下完成的,我父亲在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创作札记》中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四年计划写交响诗、第三交响乐等作品,已逐渐实现了。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我已计划写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因生活的不调,营养的不足,无法继续下去,一九四三年的草稿就停止下去,直至一九四四年正月三十日抵库斯坦纳后(住十月大街四十四号二十二室)在旅馆住了五个月。从那时起(二月)又再草稿,生活是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而每天还要忧虑到粮食,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膳堂不发给早餐营养品,是在月底才能领到,即使领得只够三四天的粮食,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困苦万分,但我仍不灰心丧志,除了在音乐会提琴演奏之外,我还写了三十多首哈萨克民歌的和声伴奏、十首中国艺术歌曲、三首哈萨克民歌(女声)合唱曲,和一些哈萨克的‘丘依’。而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从二月起至六月十日始完成,这作品本来是给交响乐队的,因库斯坦纳没有乐队,只得写两架钢琴一个提琴合奏,在没有完成之前(四月)已认识了阿依和米哈依娃同志,他们热心的帮助,免我在五月间的农庄的演奏,和给我较好的营养品(在膳堂早晚餐),给了我更多的鼓励。这作品写成后,又得该地的音乐学校的校长冲丘克同志的抄写,始得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库斯坦纳的戏院(当时最大的戏院)演奏。十七日是当地纪念‘阿曼盖尔德’的音乐节,这音乐会是比过去的任何音乐会都隆重。十七日早上十时半在音乐学校最后练习时,当地最高领袖基里姆巴耶夫和党委书记、艺术委员会主席等都来听这作品。演奏后,基里姆巴耶夫和米哈依娃等和我握手,他们很惊奇,而且感动,尤其是基里姆巴耶夫、米哈依娃和党委书记,对这作品的评价甚高,在演奏后,首先由米哈依娃决定这作品一定要在晚上阿曼盖尔德纪念音乐会公开演奏,这作品才能顺利地在库斯坦纳公开演出。但三四天以前,该地的音乐学校校长,他自己估计是决不能公开演奏的,理由是作品本身相当复杂而钢琴家又缺乏最高的技术……这作品公开演奏的结果博得全场的欢迎,掌声如雷似的要求作者出来,我本来就在幕中提琴演奏,因此又得出来给听众认识认识,Phil的工作者,每个人都喜欢,并且来和我握手。在当日,米哈依娃同志和阿依帮助我去领取较好的营养品。我领得一公斤最好的牛油,一公斤多的鸡蛋,一公斤多的香肠,心里何等欢欣。米哈依娃又赠我更好的香烟和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我心里万分感谢这位艺术领导米哈依娃同志。”

我父亲在生活条件极度困难,体弱多病的情况之下,以其杰出的作品赢得了当地人民的赞扬和当局的物质奖励,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最困难,食品奇缺时期的最高奖赏,他面对台上台下的一片欢呼声,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声音高喊着:“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的音乐,理解我,这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奖赏……”

我父亲在江布尔国家音乐馆库斯坦纳分馆工作期间,真正接触到了丰富的哈萨克音乐传统,广泛搜集并记录了大量哈萨克斯坦民歌乐曲,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一九四四年在江布尔音乐馆库斯坦纳分馆工作期间写成后于一九八五年在阿拉木图出版的其记录并配和声的《哈萨克民歌曲集》(作品第十九号);一九四四年二月我父亲完成了日后曾在哈萨克国家电台播出过的钢琴伴奏的《哈萨克女声三部合唱曲》(作品第二十号);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父亲又把根据哈萨克民歌改编的《郭治尔--比戴》《哈萨克进行曲》《嘎什克--然尔》组成《哈萨克器乐独奏曲》(作品第二十一号);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完成并于六月十七日演出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父亲又完成了《三首哈萨克舞曲》(作品第二十三号),该作品曾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哈萨克江布尔国家音乐馆库斯坦纳分馆成立时举办的音乐会上由谢达林娜和基尔达耶娃两位舞蹈演员表演过。对于这部作品,我父亲生前友好拜卡达莫夫之女、艺术学副博士、哈萨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教授芭德尔甘·拜卡达莫娃在其为参加中国《黄河大合唱》创作六十周年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哈萨克斯坦音乐生活中的冼星海》中说:“该演出不仅对哈萨克斯坦腹地小城具有轰动效应,而且对当时全哈萨克斯坦来说也是初次尝试。另外该作品的键盘音乐形式而非交响音乐形式对当时的哈萨克斯坦来说也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因为哈萨克斯坦在我父亲逝世十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才出版了第一部舞曲集——茹班诺夫的《塔吉克舞曲集》,一九六四年才出版了第二本《哈萨克舞曲集》。芭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教授说:“正是冼星海掀开了哈萨克斯坦钢琴音乐史上新的一页。”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父亲又为两把冬不拉琴、两把大提琴和一架钢琴创作了两首《哈萨克丘依》(作品第二十四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父亲又将唐代柳宗元的《渔父词》、南唐李煜的《浪淘沙》、清代吴苹香的《酷相思》、宋代李清照的《如梦令》、元代马志远的《天净沙》、宋代姚宽的《生查子》、现代菜园的《回父》、殷英的《牧牛歌》、塞克的《心头恨》、蒲风的《摇篮曲》这十首诗词合编为《古诗十首歌集》(作品第二十五号),这是我父亲将民歌和艺术歌曲融合,创作更接近中国民众作品的进一步尝试。我父亲在这一作品的《创作札记》中说明:《古诗十首歌集》(作品第二十五号)第六歌集,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底(十二月二十一日)患病时不能写钢琴协奏曲而其他宏大计划亦无从开始,仍选择四年前在y.b所录的中国古诗十首,试以现代和声的形式,借以慰病。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父亲于病中开始写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二月十五日完成钢琴部分,一九四五年四月完成全曲。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搜集到的我父亲一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那时我父亲本已因患严重营养不良症而引起肝炎、浮肿和头晕病,在一次去山区演出归途中又患感冒并转成肺炎,虽经医师千方百计数月抢救治疗,仍不见效,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之下,实现创作《钢琴协奏曲》《第三交响乐》等大型创作计划已力不从心,我父亲思国思乡思念亲人之情异常热切,乃继《古诗十首歌集》之后,又带病创作《中国狂想曲》,以狂想曲的形式借以慰病,并抒发期盼抗战胜利之情。我父亲在《中国狂想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的《创作札记》中记载:“……这作品之作成是包含五部分中国民间流行的歌曲,加以变化遂成了狂想曲的形式。和声及形式极自由,加上配器全用中国打击乐器帮助,则更能增加许多趣味。中国打击乐器的利用在此曲则根据曲的内容和它的不同省份,如山西和陕北民歌、广东民歌和广西民歌各有其特点……但大部分则根据歌曲的主调加以变化,利用各种西洋乐器的特色去表现中国作风。这是一次狂想曲形式的尝试。如果中国作曲家仍没有狂想曲的出现,则这首管弦乐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应该是第一首。”

由于我父亲的病情日趋恶化,必须即刻送往莫斯科住院抢救治疗,有关当局经国际无产者中共委员会(即共产国际)批准,于一九四五年五月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抢救治疗。在住院治疗期间,我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极不稳定。克里姆林宫医院是全苏联最好的医院,虽然我父亲在那里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积极配合治疗,并多次向医护人员和前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表示:“我的病在这里是可以治愈康复的,一旦医生允许我坐起来,我便马上拿起笔来继续写作。”虽然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们千方百计抢救治疗,但我父亲病笃的躯体已极度衰弱,处于崩溃的边缘,各种并发症也不断发生,此起彼伏。我父亲承受着多种疾病折磨,终因抢救无效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当时年仅四十岁。但他却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身边又无亲人且身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克服病痛折磨,最终又为祖国人民留下了交响大合唱《黄河》;两部交响乐:《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四部器乐组曲:《后方》《牧马词》《敕勒歌》《满江红》;艺术歌曲:《古诗情别》《古诗十首歌集》;管弦乐:《中国舞曲三首》;音画;《中国生活》;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狂想曲:《中国狂想曲》以及搜集、记录、改编、配器,创作了《哈萨克民歌曲集》《哈萨克女声三部合唱曲·钢琴伴奏》《哈萨克器乐独奏曲》《哈萨克舞曲集》《哈萨克丘依》以及几十万字的论文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宝库和哈萨克民族音乐文化的宝库。

更为令人惊奇的是我父亲在住院抢救治疗期间,甚至在逝世之前,他的创作欲望始终没有减退,头脑也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他在病榻上强忍着病痛补充完成了《创作札记》,构思创作《胜利交响诗》(这部作品手稿尚未找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时,我父亲激动万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护理人员高声说:“快!快给我拿谱纸来,我要写一首《胜利交响诗》来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然我的乐思就要溜走了。”

我父亲在病逝前二十天,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还写信给苏联著名音乐大师、苏联作曲家协会组委会主席格里埃尔,向其拜师学艺:“…读了像您这样一位伟大和天才的苏联作曲家的信,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为了建立中国新的音乐奋斗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我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听到自己的作品的音响,真是非常遗憾。我在病中完成了《中国狂想曲》和六十首中国歌曲,在此期间创作欲望一直没有丧失。”

“我衷心期望做您的学生,期望您成为我的老师和朋友并指导我的创作。”

他在临终之前还向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多么希望再活三十年,我还有三十年创作计划需要完成啊!”

在探望的人士中有毛岸英、孙维世、林莉等故人,毛岸英用不熟习的中文说;“你好!我代表我的父亲毛泽东来看望你,他喜欢你的《黄河大合唱》,非常非常喜欢,”说者说着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接着说:“他盼你早日康复,回到祖国,回到延安,人民需要你呀!”我父亲听了心里暖暖的,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谢谢毛主席关怀,一定好好治病,回到日夜想念的延安!”

但病魔无情地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夺走了我的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心的苦命的父亲。

我父亲在病逝之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教堂里,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我父亲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由格里埃尔、哈恰图良、别雷、穆拉杰里等著名音乐家及其他一些苏联音乐活动家联合签名发表的讣告,讣告中说:“这位中国天才作曲家的逝世是中国音乐艺术的一个重大损失。苏联音乐家对这一噩耗深表悲痛。冼星海是中国人民新兴文化艺术的天才代表。冼星海的音乐遗产将成为作曲家的卓越丰碑。”

我父亲病逝的消息传回到延安,延安各界无不为之悲痛惋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的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罗迈、姚尔觉、谢觉哉等七百多人,主祭吴玉章,陪祭周扬、柯仲平,谢觉哉致挽悼词,吕骥报告冼星海生平。

毛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指示有关单位及有关同志:“要把冼星海同志的作品手稿保管好,以后出版、演出这些遗作。”“在适当的时机将冼星海的骨灰移回国内安葬。”

一九八三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之下,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将我父亲的骨灰从莫斯科运回北京,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经广东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广州市白云山下麓湖之滨建立星海园(在星海园内造冼星海墓,立大型冼星海塑像,建冼星海纪念馆),将我父亲的骨灰正式安放在星海园内,从此我父亲得以落叶归根,长眠于祖国大地之上。

如今《黄河大合唱》歌声已在全世界唱响,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的话,他会听到那激昂、雄壮、鼓励人民奋斗向前的歌声。我们用歌声铭记历史:再次唱响民族振兴时代的强音,父亲的《黄河》久唱不衰,他会感到欣慰的。

我亲爱的父亲,永远活在他的歌声中,活在女儿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二〇〇五年第一版,二〇一五年六月修改)

冼妮娜:冼星海最后五年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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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冼星海
来源: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官网
作者:冼妮娜
更新:2017-12-06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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