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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两年在柏林爱乐在卡拉扬身边的工作与学习,毋宁是卡拉扬为中国音乐界培养了一位新一代的指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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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 Tang Muhai 著名指挥家
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 奥地利指挥家

时间:2018-05-12 09:50 文汇报 沈次农

今年4月5日是卡拉扬诞生11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电台经典947为此专门作了访谈节目以示对这位音乐大师的怀念与崇敬。因我也在受邀嘉宾之列,由此想到二十多年前曾采访过汤沐海,其中主要内容就是请他详述当年如何成为卡拉扬学生的经过。

这件事其实是中国音乐家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高的个人荣誉。即使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音乐家在与国际乐坛重要人物的接触中,还没有哪一位能超过汤沐海的这份荣耀。如果说当年国内因为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还未能对国际乐坛有深入了解,那么到了今天,早已成熟的爱乐者已经普遍明白,这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机遇。

汤沐海并不是一个喜欢自我炫耀的人,当时的环境也并不利于这件事情的传播。曾经有记者问汤沐海是怎样成为卡拉扬的学生的,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因为报名参加了那次‘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被卡拉扬看中,所以留在身边收为学生。”

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有好事者查阅那年的卡拉扬比赛获奖名单,却没找到汤沐海的名字。于是疑窦顿起,汤沐海的这段经历成了人们心中的谜。而随后竟又有人不明不白地说是因为汤晓丹为他儿子开了后门,凭空想象电影大导演和音乐大指挥之间有某种联系———现在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即使是音乐界同行都对境外的事很不明白。再加上免不了有搬弄是非者、心怀妒忌者以及凡事不求甚解者,于是汤沐海拜在卡拉扬门下这样一件在国内国际音乐界都堪称惊天动地的事,竟很快就流于庸俗而至湮没无闻。

1994年汤沐海率澳大利亚昆士兰交响乐团回上海参加艺术节演出,我有机会和他进行了一个晚上的深谈。十几年前的话题重新拾起,这才知道这里面竟还有许多的曲折。因为做电台节目时不少听众对这段轶事相当好奇,似有必要将汤沐海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再完整地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是1979年由文化部公派到德国慕尼黑留学。去了以后,先学半年德语,又花半年时间准备报考慕尼黑音乐学院大师班。考取以后,我就成为慕尼黑音乐学院大师班的正式学生,学制三年。

“到第二年,正好‘柏林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开始报名。这个比赛规定参赛者年龄不得超过30岁,而那年我正好30岁。虽然对能否获奖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仅看作是一个参与和学习的机会,更何况再不报名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就报了名,同时积极准备参加比赛。

“没想到报了名得到邀请后不久,又收到一份通知,称因经济原因,比赛委员会决定将本届比赛推迟一年举行。这样,到正式比赛时我已超龄。但是由于一切手续都已办好并受到邀请,比赛委员会重申凡是受到邀请的第二年一律有效,只是时间更改一下而已。

“没想到麻烦就此来了。

“头一轮比赛结束时,如果我的成绩不好,被淘汰,也就没事了。没想到我得了第一名。当然应该可以进入第二轮了。那一届评委共六人。其中三人是西柏林方面的,另三人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当时苏联评委就提出我已超龄,按规定不能参加比赛。而柏林方面则认为超龄的原因在于比赛延迟,责任不应由选手承担。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最后只得上报卡拉扬,由他出面定夺。

“卡拉扬当时在萨尔茨堡。按惯例他总是在比赛结束时才到柏林向获奖选手颁奖。比赛期间他是不出场的。

“听说出现争执,卡拉扬当即表示他会提前到柏林。在第二轮比赛时先听一听我的指挥再说。

“第二轮比赛共有近十人。赛前抽签,我抽了个第一。于是我上台指挥。等到指挥完毕回到后台,我才知道卡拉扬根本没有来。原来他虽然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萨尔茨堡乘私人直升机到了柏林,但此公每天早晨起来先要游泳,等他赶到比赛场地时,我的指挥已经结束。卡拉扬仍然没有看到我的指挥。而第二轮结束时,我的成绩又是第一名。

“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照这种情况看,如果我参加第三轮没有意外的话,得奖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苏联和东欧评委坚持的超龄问题该如何解决就更显得困难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苏联评委坚持要赶我出去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有个苏联参赛选手的水平也不低。如果把我赶走,那选手肯定能得大奖。何况那时中苏关系不好,这些都可能是形成这个僵局的原因。

“于是问题再一次推到卡拉扬面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卡拉扬作出一个决定:把原定第二天决赛的时间往后推。他要我在决赛前单独为他一个人指挥一次,曲目由我自定。

“那天晚上我听到这个通知后真是吓坏了。你想,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在那个年代,有机会在卡拉扬一个人面前指挥。这件事本身就够离奇的了。更何况这次指挥实际上是决定我能不能顺利通过比赛的关键。而事实已经摆明了:如果卡拉扬同意我参加决赛,我的获奖可能是极大的。这对一个年轻的、在慕尼黑音乐学院默默无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但如果卡拉扬决定我退出比赛呢?我不敢想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按时来到赛场。卡拉扬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免有点紧张。他和我握了手,问我指挥什么曲目。我说我还是指挥比赛曲目吧,我的第三轮比赛曲目是柴可夫斯基 《第六交响乐》。他说了声‘OK’便坐了下来。

“其实那时全世界都知道,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正是卡拉扬的拿手曲目。但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要知道的话,我还敢吗?幸亏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指挥完后,他对我说:‘很好,确实不错。’稍稍迟疑了一下,他说:我的看法是,比赛当中出现这种争吵,没有必要,只会伤感情。我建议你不要再参加比赛了。

……

“至于你个人,我有两个安排:第一,你可以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我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我会写信给你们中国政府,要求延长你的学习期;第二,邀请你在明年演出季来柏林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

“这时我如梦初醒,这真是天大的惊喜!这两项安排给我带来的荣誉,即使是大奖获得者也是远远不可相比的。这真正让人大喜过望。比赛结束后我又知道,评委已宣布本届比赛第一名空缺。虽然没有人告诉我出现空缺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历届卡拉扬指挥比赛从无空缺先例。”

一段纷争就这样在皆大欢喜中烟消云散。苏联评委的面子得到了满足,而真正得到关照的当然是汤沐海。其后两年在柏林爱乐在卡拉扬身边的工作与学习,毋宁是卡拉扬为中国音乐界培养了一位新一代的指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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