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Overview

《见证》不仅在出版后引起争议,就是在出版之前,也早就有人质疑。1979年4月,距离英文本出版还有六个月,旅居美国的苏联音乐学家奥洛夫(Henry Orlov)接到Harper & Row出版社一封诡异的来信。

正文 Text

本文作者高峰枫,文载2015年11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肖斯塔科维奇与伏尔科夫
肖斯塔科维奇与伏尔科夫

1990年5月,我攥着父母单位发的购书票,在北京西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买到了《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部书根据1979年出版的英文本《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下文简称《见证》)译出,由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于1981年出版。而这个英文本,则是根据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记录并整理的俄文本翻译的。

我中学时开始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回想起来,原因有很多。可能因为他饱受斯大林的迫害,而少年人的正义感一般比较饱满,所以会对受害者格外同情。也可能是看到他多张眉头紧锁、面容阴郁的黑白照片,在视觉上受到绝大的冲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刻意听些旋律不能哼唱的现代音乐,以便向同学炫耀。总之,我决定:我要听肖斯塔科维奇,而且必须喜欢他。一开始当然听不懂,只有硬听。那时没有人指导,启蒙老师是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的《音乐欣赏手册》。《手册》用“旋律剑拔弩张”来形容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风格,于是我就按图索骥,听出了各种型号的“剑”和“弩”。

在这部回忆录中,作曲家本人现身说法,我所得到的音乐启示,又远非《手册》那几条可怜的词条所能比的。跳过伏尔科夫的序言,在回忆录第一页,我就读到这样的句子:“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中译本41页)再往后读,“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222页)。按照肖斯塔科维奇的提示,我就陆续在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中听出了废墟、尸骨和墓碑。“等待处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253页)我就顺势听出了迫害、焦虑和死亡。肖斯塔科维奇说,他的《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谐谑曲,是为斯大林作的一幅漫画肖像。好的,我就继续寻找隐蔽在音符中、针对独裁者的讽刺。

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音乐的解说,书中更多的是作曲家对于师友的回忆,比如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小说家左琴科、音乐学家索列尔金斯基等人。若单论未披露过的史料,这部回忆录可算一座宝库。可惜,当时我阅历太浅,除了哪些人被逮捕、哪些人被处死,其他的都印象不深。印象较深的是这一段:“事实上,索列尔金斯基是位大学者,会二十多种语言和几十种方言。他用古葡萄牙语写日记,为的是躲过窥探的眼睛。当然,他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都讲得很流利。”(84页)读到这句,我一下子眼界大开:原来学习偏僻的语言还能派上这样反动的用场!

读过这部回忆录的读者,想必和我有同样的体会。书中有数不清的段子、黑色幽默,有对同行(特别是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酷评和挖苦,有对斯大林的讥讽和呵斥,有对被“清洗”的友人的追忆和缅怀,更有对自己所感受的“恐惧和战栗”的描写。这部回忆录,用文艺评论的套话来说,混合了泪水和微笑,混合了倾诉和谴责,是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独裁政治的控诉。我自然而然地将这部书视为理解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钥匙。

《见证》是如何诞生的?

如此宝贵的一份历史见证,其成书和出版的过程是曲折而惊悚的。伏尔科夫于1960年初识肖斯塔科维奇,当时他年仅十六岁,为肖斯塔科维奇刚刚首演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写了一篇乐评。之后,他和作曲家时有来往,但并不亲密。1971年,伏尔科夫出版了一部书,讲述列宁格勒的青年音乐家。写书过程中,伏尔科夫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挖掘出不少乐坛掌故,所以作曲家同意为他作序。肖斯塔科维奇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不想轻易关闭。据伏尔科夫讲,肖斯塔科维奇在一封信中写道:“已经开始的工作,你一定要继续。”这样看起来,是肖斯塔科维奇在积极推动后续的访谈,并且挑中了一位关系并不密切的年轻人来完成这项重要使命。

正式的访谈何时开始,伏尔科夫在前言中语焉不详,只说他1972年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音乐》杂志的编辑,两人见面次数增多。但一共会面多少次,也未道及。根据伏尔科夫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一有余暇,就主动打电话,催促他来家里长谈。肖斯塔科维奇为人腼腆,行事低调,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往。而伏尔科夫则特别擅长循循善诱,采用迂回战术,让作曲家尽量回忆他的师友。这样,肖斯塔科维奇便放下包袱,滔滔不绝,而他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就从对他人的回忆中一点一滴渗透出来。两人约定,所有访谈不能录音,伏尔科夫只能用速记来记录。伏尔科夫没有详述自己的编辑原则,只说打乱了访谈的顺序,将零散、杂乱的素材按照主题连缀成篇,最后用打字机敲出文稿。

据伏尔科夫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仔细读过所有打字稿,并在各章首页写下“已读”两字,并签字表示认可。鉴于书中有太多触犯政治红线的话,肖斯塔科维奇只同意在他去世之后,书稿在西方出版。于是伏尔科夫按照约定,将打字稿通过秘密渠道,分批送到美国。1974年11月,作曲家在一张合照下面,亲笔写下:“亲爱的所罗门·莫依谢耶维奇·伏尔科夫留念。季·肖斯塔科维奇赠于1974年11月13日。”后来又补上一句:“以志我们关于格拉祖诺夫、左琴科、梅耶霍尔德的谈话。季·肖。”这张照片印在《见证》英文本扉页的前面,标志伏尔科夫的工作得到作曲家的首肯。肖斯塔科维奇于1975年8月15日去世,而伏尔科夫申请移民美国,于1976年抵美。三年之后,这部回忆录在纽约出版,立即成为冷战时期投向苏联的一枚文化炸弹。

我们只需看看书中对斯大林的两段评论,便可以衡量此书所掀起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不在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一旦他断定希特勒能帮他保持权益甚至扩大权益,他就立即和希特勒交了朋友。暴君和刽子手没有意识形态,他们只有狂热的权力欲。”(258页,译文据英文稍有改动)到了下一章,我们又读到“半疯狂的斯大林,这个野兽和懦夫”(312页)。这就是多次凭借音乐作品获得“斯大林一等奖”、曾获列宁勋章和“人民艺术家”称号、五十四岁入党的肖斯塔科维奇说的?难怪冷战高潮中的西方读者会又惊又喜!

就这样,一部经肖斯塔科维奇独家授权、通过秘密渠道被带到美国、震惊了西方知识界、又遭苏联官方强烈谴责的回忆录,在英文版出版两年之后就以非常“国际化”的速度被译成中文,摆上了“内部书店”的书架。

案头既然有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忏悔录”,我便以为他复杂难懂的音乐终于有了标准答案。此后,兴趣转移,对他的音乐关注渐少。但最近心血来潮,忽然想重温那些久违了的“剑”和“弩”。这一次,先以学术方式简单搜索了一下,这才发现,这部一度曾爱不释手的回忆录,竟然自出版之日便争议不断。读过几种英文资料集,我才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大致的了解。又在“豆瓣”上搜索,发现有几位高手几年前就在网上为此事过招,可见对专业人士来说,这不过是旧闻而已。但想到很多读者恐怕与我一样后知后觉,对古典音乐界终归比较隔膜,所以综合近期读过的几种书,写下这篇综述,也算悼念我二十多年前对此书的膜拜。

一篇书评引发三十年争议

1980年,美国音乐学家劳莱尔·菲(Laurel Fay)在《俄罗斯评论》(Russian Review)第三十九期第四册发表了一篇十页的书评,题为《伏尔科夫对肖斯塔科维奇:谁的〈见证〉?》(“Volkov vs. Shostakovich: Whose Testimony?”)。根据劳莱尔·菲的侦察,《见证》一书共八章,其中七章的开篇,都与肖斯塔科维奇早先公开发表过的回忆文章高度重合。劳莱尔·菲找出了最初刊发这些文章的俄文刊物,与《见证》一书进行比照。比如,第一章开篇不久,就有六个自然段讲述作曲家小时候学钢琴的经历(中译本42页最后一段到43页倒数第三段,英文本第4-5页),全部出自1966年肖斯塔科维奇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第九期上的《自述》一文。又比如,第五章开头的三段,作曲家讲述自己的创作方式以及第七交响曲(中译本220页倒数第三段至221页第一段,英文本154-155页),与肖氏1966年12月发表在《文学杂志》的文章完全一致。

劳莱尔·菲后来发现,实际上《见证》一书所有八章的开头,都复制了肖斯塔科维奇早先发表过的文字。经过细致的比勘,她发现有些复制的段落与已刊文章在文字上稍有异同,往往删去了有明确时间标志的句子。但有几处则是原封不动的原文照录,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难道肖氏能将自己已刊的文章倒背如流,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吗?到了2002年,劳莱尔·菲又发表《再议伏尔科夫的〈见证〉》一文,对二十多年前的书评做了补充。她曾请求出版社出示伏尔科夫的原始俄文打字稿,但遭拒绝。所幸她设法获得了俄文原稿的复印本,对比之后,伏尔科夫的“借用”就更为确凿。《见证》一书第五和第六章开头,原封不动抄了一百八十字和一百八十三字。第八章,伏尔科夫复制了肖斯塔科维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文字,共两百三十一字,连格式和标点都与原刊文章一模一样。但是,伏尔科夫始终坚称,《见证》一书的所有材料,全部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口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从未使用任何先前已发表过的材料。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么多雷同的文字呢?

更为蹊跷之处,在于伏尔科夫所复制的文字,恰恰都出现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签字页上。劳莱尔·菲提醒我们,所有已刊的文字,都经过了报刊检查,所以四平八稳,没有任何犯忌讳的地方。她仔细检查了俄文打字稿的副本,发现所有这些“安全”的文字,字数虽不多,却刚好铺满肖氏签字的那几页打字纸。但翻过这几张签字页,后面的一页或者文字有明显的断裂,或者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为什么凡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认可的那几页、也就是最能保障回忆录真实性的关键之处,都刚好复制了作曲家业已公开发表、毫无争议的文字呢?

如果我们稍微警觉一些,就会生出两个疑惑:一、如果这些复制的文字都出自访谈,那么肖斯塔科维奇果真有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术,能将自己多年前的文章全文背诵,再对着伏尔科夫精确地复述一遍吗?这似乎有悖情理。那么这些摘录的段落,到底是不是作曲家原汁原味的口述呢?二、为何肖斯塔科维奇的认可(“已读”)和签字,偏偏一概都出现在这些摘录文字的打字页上?换一个角度,凡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画押、正式认证的那几页,恰恰都根本无需“验真”。若苛刻的读者以小人之心度伏尔科夫之腹,做最不利的推断,则编辑者是否有可能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作曲家公开发表过的文字置于打字稿每一章之首,以获取肖斯塔科维奇的签字呢?如果这“八签名”有问题,那么我们自然会问:肖斯塔科维奇真的通读过伏尔科夫全部的口述记录吗?有无可能,他看到自己已刊的旧文,就放松警惕,欣然签字,而伏尔科夫一旦获得宝贵的签字,便可对签字页后面的文字随意处置呢?这两个疑惑,实际上直接质疑伏尔科夫所使用材料的真伪。即使全书不统统是伪造,但只要发现有部分文字并非访谈的实录,而且肖斯塔科维奇的“授权”存有些微的疑问,则全书的史料价值就不知要打多少折扣了。

劳莱尔·菲写于1980年的这篇书评,打响了质疑《见证》的第一枪。质疑过程几起几落,到了2004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争论汇编》(A Shostakovich Casebook)一书,将质疑派有分量的文章和资料汇于一编,是充分了解批评声音的最佳门径。在《汇编》69-79页上,编者将上面提到的八章开篇文字,和它们的原始出处,都分栏排列,方便读者自行核对。

亲友团的证词

《见证》的英文本于1979年出版时,肖斯塔科维奇已去世四年。斯人已逝,死无对证,只有作曲家八个签名是伏尔科夫的护身符,也是《见证》一书史料真实性的保证书。但伏尔科夫对肖斯塔科维奇进行的多次私下访谈,真的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吗?

其实在这些采访中,至少有几次是有他人在场的。鲍里斯·提申科(Boris Tishchenko)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也是一位作曲家。他在1988年和1997年两次发表对《见证》的看法。根据他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当年同意接受访谈,前提条件是提申科也必须在场。而且提申科和伏尔科夫当初有过君子协定,访谈的记录稿必须事后交他审阅。但是,伏尔科夫从未将记录让他过目。提申科愤怒地声明:“我可以发誓,这本书是伪造的,我以圣经的名义起誓。肖斯塔科维奇对我说:‘你看,他一定要跟我见面,你也来参加吧。’所以我也去了。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话,可以收进最薄的笔记本中,而传出来的打字稿却有四百页之多。”(《汇编》134页)看来,提申科只是一名“中介”,当他穿针引线之后,便被伏尔科夫完全抛弃了。而且,提申科认为访谈的次数非常有限,实不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回忆录。

而根据肖斯塔科维奇第三任妻子伊莉娜(Irina Shostakovich)的回忆:“一共有三次会谈,每次的时间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不会再长了,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厌倦长时间的谈天,对谈话失去兴趣。”(《汇编》130页)伊莉娜断然否认伏尔科夫与作曲家约好时间,私下会晤,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到了晚年,身体虚弱,身边时刻离不开人照顾。如果访谈果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总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小时,那么访谈记录需要多少倍的膨胀,才能扩成近三百页的《见证》英文本呢?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亲友中,他的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Maxim Shostakovich)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他是肖氏第一位妻子所生,循着父亲的轨迹,上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后来成为一名指挥家。《见证》刚刚出版两三周之后,马克西姆在苏联版权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伏尔科夫只和肖氏谈了四次,每次不足两小时。在1979年11月的一篇长篇回复中,他又补充说,《见证》的很多内容来自伏尔科夫,里面既有传闻也有访谈,但都经过伏尔科夫的发挥,却归到肖斯塔科维奇名下。

考虑到1979年的政治局势,马克西姆当时或许身不由己,这样的反应不一定能代表他真实的意见。但马克西姆于1981年4月从苏联出走,到达西方。4月23日,他在华盛顿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说《见证》基于道听途说,将肖斯塔科维奇在酒席上、友人间的闲谈加上传闻编织在一起。在稍后的访谈中,马克西姆的话说得更为明确:“这不是我父亲的回忆录。这是所罗门·伏尔科夫先生写的书。伏尔科夫先生必须解释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这本书写的是我父亲,但不是我父亲所写。”(《汇编》47页)马克西姆人在苏联时,或许还有所忌惮,必须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但一旦挣脱枷锁,投奔了“自由世界”,按说应该畅所欲言,将被压制住的真相和盘托出。只是他出走之后仍然坚持对《见证》的看法,这就更说明一些问题(他态度的转变详后)。

出版商的“封口费”

《见证》不仅在出版后引起争议,就是在出版之前,也早就有人质疑。1979年4月,距离英文本出版还有六个月,旅居美国的苏联音乐学家奥洛夫(Henry Orlov)接到Harper & Row出版社一封诡异的来信。《见证》一书的责任编辑安·哈里斯(Ann Harris)邀请他鉴定这部书稿的真伪,但“安保”等级却提升到最高级:奥洛夫必须亲赴出版社的纽约总部(他自己住在波士顿);他阅读文稿时,必须有编辑在场监督;他所作的笔记必须留在出版社;所有的笔记以及正式的鉴定意见,均不得保留副本(原信影印件见《汇编》102页)。种种苛刻的规定让奥洛夫深感诧异:他即将读到的,不像是一位作曲家的自述,倒更像是〇〇七的回忆录。

这样防贼一般的措施,当然伤害了奥洛夫的自尊心,于是他对出版社的请求敬谢不敏。但四个月之后,责编再次致信,依然请他出马,但这一次的保密条款却宽松多了。1979年8月28日,奥洛夫在编辑眼皮底下读完书稿,并写下六页的评审意见。《汇编》一书将这份内部意见的打印稿影印出来(111-116页)。奥洛夫的意见之所以格外重要,原因有二:一、奥洛夫是“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音乐学家,被苏联作曲家协会的领导斥之为“叛徒”,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做“五毛党”,完全犯不上去维护苏联的形象。二、这是《见证》出版之前、由专门研究苏联音乐的音乐学家所撰写的鉴定意见,没有受到后来争议的干扰,是一份独立的报告。

奥洛夫认为,一部回忆录,内容是不是第一手材料,最为关键。但这一点在书中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按他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基于肖斯塔科维奇的陈述和谈话、由伏尔科夫先生自己独创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引证或提及任何材料,只给出极少的日期,大多数人名都隐去,满纸都是谣传和传闻”(《汇编》107页)。对于肖氏的八处签名和“已读”,奥洛夫认为并不一定能保障材料的真实:“‘已读’就是‘已读’,没有更多的意思。”(108页)也就是说,伏尔科夫手握的尚方宝剑,不一定有预想中那么大的威力。

在审稿中间,奥洛夫问责任编辑,他这份急就章是否会对出版有任何影响。不料编辑淡然答道:无任何影响,因为两周之后,《见证》一书将以五种语言在欧洲推出。看来,出版社征求奥洛夫的意见,完全是走过场。但这个华丽的过场,却换来极其优厚的报酬——1979年的五百美元。既然他的意见无足轻重,为何编辑要煞费苦心,来专程拜访?奥洛夫猜测,这可能是伏尔科夫定下的计策,将潜在的批评者预先聘为审稿人,则审稿意见按照合同规定不得随意公布,这样就等于“封住我的嘴”(to buy my silence,《汇编》118页)。

伏尔科夫的捍卫者:克格勃与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术

面对各方质疑,伏尔科夫岿然不动,极少回应。他的理由是:不管我说什么,反正都没人信。这种无可奈何,被批评者解读为心虚胆怯。但伏尔科夫也有自己的拥趸,最铁杆儿的当属阿兰·何(Allan Ho)与费奥法诺夫(Dmitry Feofanov),前一位是音乐学家,后一位是律师。他们合编的《肖斯塔科维奇再议》(Shostakovich Reconsidered,1998)是一部将近八百页的砖头书,由不太知名的Toccata出版社出版。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两位编者合写的长达三百页的辩护书,对以劳莱尔·菲为代表的质疑派,做了最为详尽的驳斥。两位作者均好辩,火气大,行文有时如大字报,偶有人身攻击,但搜集材料之功也不可埋没。下面几点,是我奋力从书中提炼出的部分观点。

两位作者慨然以伏尔科夫的辩护律师自任,为回击劳莱尔·菲的批评,他们力证肖斯塔科维奇天赋异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据亲朋好友回忆,肖斯塔科维奇几乎将所有古典音乐的谱子都印在脑子里。他对自己的音乐更是烂熟于胸,往往多年之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能在钢琴上从头到尾准确弹奏出自己创作的大型作品。在文学方面,他可以大段背诵契诃夫和果戈理的小说(《再议》190-194页)。这样看起来,能一字不落地复述自己的文章,简直是雕虫小技。但这样的辩解,终归属于猜测,很难完全接受,也很难彻底证伪。凡是从记忆力入手的辩护,都有这样的问题。

更有特色的辩护,是两位作者引入了克格勃。前苏联档案解密之后,人们发现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份会议纪要。这份纪要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距《见证》的出版还有一年时间。看来苏联官方已事先接获情报,知道有一部恶毒攻击苏共的回忆录正在西方酝酿出版。纪要给出的应对措施,是“揭露美国Harper & Row出版社的挑衅行为”。如果版权局无法阻止该书出版,则建议“通过苏联和境外的媒体机构,将该书描绘为诋毁这位伟大作曲家、反对苏联的伪造作品”(《再议》54页引)。可见,《见证》在出版前一年,已经惊动了苏联高层,并被定性为冷战期间的政治阴谋。

纪要所提出的国内外媒体协同作战,在一年之后,是如何落实的呢?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容易汇集。比如,《真理报》发了社论予以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六位学生和友人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将《见证》斥为伪造(公开信是自发还是被迫,一直有争议)。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但苏联政府在境外策划和发动的舆论围攻,尚无明证。而《再议》一书的两位编者,却写下这样的评论:“《见证》是反苏的伪作,这个思路被一些西方评论家自觉自愿地照搬过来。”(《再议》54页)这句话,虽不至于暗示这些批评者是领了卢布的,但至少显示西方批评者与克格勃沆瀣一气。冷战期间,西方文化界确有不少“鼹鼠”,为克格勃效力。但是,如果暗示凡质疑《见证》者,都受到克格勃的操纵,这个脑洞就开得未免有点太大了。《见证》的批评者中,不排除有人是执行政治任务,而终究还是有人尽了学者的职责,以学术的严谨、入情入理的分析来衡量史料的真伪。《再议》的编者似乎不愿承认学者有独立的学术判断。这样的揣测,只会大大降低《再议》一书的可信度。牛津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该书,我想或许与书中诸多武断的说法不无关系。

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在1981年之后,对伏尔科夫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批评的调门大大降低。他多次与伏尔科夫一同参加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甚至还当面感谢过伏尔科夫。阿兰·何和费奥法诺夫罗列了两人和解及亲密合作的所有场合。但是,如果仔细品味马克西姆后来这些发言和采访,我们会发现,他虽然对《见证》一书的政治意义极度推崇,而对于材料的真伪、转述是否可靠等问题,却有意回避。比如,他在1992年曾说:“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写我父亲的那本书(your book about my father)——因为你描写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遭受痛苦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再议》113页引)这句话在修辞上其实是极其讲究和克制的。《再议》的两位编者过度相信这些话的字面义,试图拿马克西姆态度的变化来作文章,寻找论证的突破口,其实是行不通的。

“给死者浇上肉冻”

围绕《见证》一书的争论,已经长达三十多年了。英国音乐学家范宁(David Fanning)曾指出,伏尔科夫若真想平息争议,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谈话记录的原始速记稿公之于众,接受学界的检验。这样,科学家可以鉴定纸、墨、笔迹,公众也可以见识一下他的速记。特别是《见证》一书八章的开篇、也就是被查出袭用已发表文字的段落,是否也见于原始记录,自然会一目了然(《汇编》277页)。但是,伏尔科夫始终不愿展示这一关键证据。他的拥趸对此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离开苏联时,将原始记录交托亲属保管,现已无法取回;另有人说原稿掌握在克格勃手中(《汇编》282页,注19)。最原始的速记稿既已不见踪迹,那么肖斯塔科维奇签过字的打字稿呢?在1995年一次访谈中,伏尔科夫自己说,打字稿现存放在一家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因为各路人马都不择手段,企图得到这份文稿(《再议》321页)。总之,无论是速记稿,还是打字稿,所有原始文件的下落,只能用“扑朔迷离”来形容了。另有评论家注意到,伏尔科夫在出版《见证》之后,又继续推出了几部口述史,访谈的都是前苏联的文化名人。他的工作自有一套规律,所有访谈都是在被采访者谢世之后,才正式出版(比如对诗人布罗茨基的访谈)。这样的工作习惯,与《见证》一书的制作过程十分相似,难免让人产生死无对证的联想。

读过《汇编》,读过《再议》,再读一遍《见证》,我发现这桩案子所有的疑点都不曾得到满意的解答。特别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认证的那八页打字纸,本是伏尔科夫的护身符,却成为批评者不断点中的死穴。即使退一步讲,伏尔科夫的口述史或许大致勾画了晚年肖斯塔科维奇的风貌,但书中究竟哪些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哪些是伏尔科夫的增饰和演义,哪些又是当时口耳相传的段子和轶事,如果其间的界线依然模糊,那么我们使用《见证》一书作为可靠的史料,就必须慎之又慎。劳莱尔·菲在1999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传》(Shostakovich: A Life)中,对《见证》有温和的评论,却从未引用书中哪怕一条材料。

当年在西绒线胡同买书时,我满心欢喜,以为能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真实的声音,却万万想不到伏尔科夫的“如是我闻”竟会有这许多待解之谜。辨伪、考证,这些听上去无比繁琐枯燥的学术工作,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时会直接颠覆曾经塑成我们世界观的书籍。想想我在“前学术阶段”初读《见证》时所感到的激动和震动,现在虽不能说有上当受骗之感,但是难免会感到一丝自嘲和落寞。历史学家陈垣在论考寻史源时,引用过两句《诗经》:“莫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这实在是两句金言。

在《见证》第一章结束的地方,肖斯塔科维奇对于回忆和历史有辛辣的评论。这段话出现在中译本74-75页,我根据英译本(30页)对中译文和标点做了大幅改动:

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盛在盘子里端上来,喂后代子孙。就是说,把他拾掇好了,送上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脖子上围着餐巾,手里拿着刀叉,开始吃刚去世的死者。你知道,死人有个讨厌的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都滚烫滚烫的,所以才在他们身上浇上回忆,把他们变成肉冻——最好的胶质。……我回忆所认识的人,都尽力回忆他们没有裹上胶质的样子。我不往他们身上浇肉冻,不想把他们变成美味的菜肴。我知道,美味的菜肴容易下咽,也容易消化。但它最后变成了什么,你也明白。

劳莱尔·菲等音乐学家都在问:伏尔科夫给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浇上肉冻了吗?浇了多少?但可悲的是,即使这段非常毒舌的话,谁又能保证一定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呢?

谨以此文纪念肖斯塔科维奇(1906.9.25-1975.8.9)逝世四十周年

高峰枫: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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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肖斯塔科维奇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高峰枫
更新:2018-03-09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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