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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秋莎》在中国的流传堪称家喻户晓,难怪很多年轻人会以为这是一首“中国民歌”,而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像刘秉义、李光曦、杨洪基、郭淑珍等都唱过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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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秋莎

在中国,《喀秋莎》等苏联歌曲更曾被广为传唱,成为几代人的美好回忆,以至于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首席指挥尼古拉·基里洛夫近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采访时开玩笑道:“因为在中国太流行了,所以有些中国人认为《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就是中国民歌。”那么,《喀秋莎》在中国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

《喀秋莎》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俄罗斯经典歌曲

2013年,央视特别节目曾用近30分钟的时间回顾了俄罗斯经典电影和经典歌曲,称《喀秋莎》是最早传入我国的俄罗斯经典歌曲。这首歌曲描写了一位姑娘对自己参军入伍、保卫祖国的心上人的思念,“其情景与我们熟悉的《九九艳阳天》相似”。

《喀秋莎》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41年,卫国战争打响后,在战场上传唱开来,鼓舞着苏军的士气。据悉,当时军队装备了一种新式武器,它可以一次齐射多枚火箭弹,士兵非常喜爱这种新式武器,且当时每辆火箭弹车身上都打有“K”字的标记,亲切地称呼它为“喀秋莎”。

相比于《喀秋莎》,传入中国的其他很多俄罗斯经典歌曲都诞生在和平年代。比如《红莓花儿开》出自影片《幸福生活》,《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出自1956年的纪录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这些歌曲描述了青年人的爱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哼唱着这些歌开始了自己最美好的初恋。

对于俄罗斯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曾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的著名音乐学家和翻译家薛范认为,现在人们还喜欢这些歌曲绝不是怀旧,“许多观众对我说,我们是听着你配译的歌曲长大的,有位观众说,这些歌曲是他和对象谈恋爱的时候的暗号。这些歌曲表现的人文精神,它对人性、社会、集体、世界的关怀,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社会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一个民族的兴旺、一个国家的振兴,是需要提升精神力量的。那些歌曲歌颂普通人对生活、爱情和理想的追求,把艺术和人的真实命运结合在一起,最能打动人的精神世界。所以说,《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在现在还有着现实意义。

谁是《喀秋莎》最早译者

盛海耕先生曾撰文《〈喀秋莎〉谁译得更好》,谈及歌曲《喀秋莎》的翻译。据他在文中介绍,《喀秋莎》主要有黄药眠、蓝曼、塞柏和薛范几个先生的翻译版本,但是这几个版本谁前谁后呢?

2005年,盛海耕认识了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于是写信向他请教这个问题。蓝英年先生回信说:“塞柏即沙可夫,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塞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译过《喀秋莎》,起码1949年以前我就会唱这支歌。塞译在蓝译、黄译之前。”由此,盛海耕认为,塞柏即沙可夫先生(1905—1961)应该是最早翻译《喀秋莎》而又译得最好的人了。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薛范先生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喀秋莎〉趣闻轶事》中写道,他所知的歌曲《喀秋莎》最早的译配者,应该是赵沨先生,时间大约在1948年。薛范说自己手头有一本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印行的《苏联歌集》,翔平、凌燕合编,1949年2月初版,印数5000册,同年9月三版,累计印数13000册。这本歌集共收入俄苏歌曲117首,其中就有赵沨译配的这首歌。

薛范先生在文中描述道:“据赵沨先生本人自述,他对俄语不太精通,是由他身边熟悉俄语的同志把歌词内容翻译出来,然后他根据曲调的节律要求编写成歌词——这种操作法有点像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林纾,因此与原文的词句结构有较大的出入。赵沨先生当时只编写了两段歌词,相当于原词的第一和第四段。1956年,上海《广播歌选》准备重新发表这首歌曲,编辑吕寒柏(不是塞柏,更不是沙可夫,此歌绝对与沙可夫先生无关)保留了赵沨的第一段词,对他的另一段词作了些修改,又补译了第二、第三段,并把‘喀秋莎’改为‘卡秋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传唱的版本了。吕寒柏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后来就在那里去世。”

薛范透露,1957年他编选出版《苏联歌曲汇编》第一集,《喀秋莎》自然是不可缺的。但吕寒柏当时已被定性为右派,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分子的作品是断然不可用的,于是他请冯金中重新译配《喀秋莎》。冯金中是位自学成才的残疾青年,当时才21岁,“文革”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对于说自己译配过《喀秋莎》,薛范表示完全是误传。“可能是因为我一生从事俄苏歌曲的翻译、研究和介绍,许多人想当然地把所有的俄苏歌曲都算在我的头上,误传最多的就有《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等。有位报社的年轻记者来采访,我特意告诉她,以上那些歌曲都不是我译配的。然而她的采访稿送审时,主编却把标题改成‘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的薛范……’,记者怯生生地对主编说:‘我好像听薛老师说,《喀秋莎》不是他翻译的。’主编驳了她:‘网上明明说《喀秋莎》就是薛范译配的,还能有错?’采访稿就这样以讹传讹地发表了。”

词作者曾希望听到中国人演唱

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在自己的著作《墓碑天堂》里这样评价《喀秋莎》的词作者、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他的诗富有民歌味,音乐感,朴实中饱含着丰厚的内容与感情。”高莽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遇到了伊萨柯夫斯基,他告诉伊萨柯夫斯基,中国人对他的歌曲并不陌生,特别是《喀秋莎》流传甚广,伊萨柯夫斯基听后激动地说:“如果能听听中国人的歌唱,该多好啊。”可惜后来由于中苏交恶,影响到两国正常的文化交往,伊萨柯夫斯基的心愿未能实现,于1973年病逝。而除了《喀秋莎》外,伊萨科夫斯基为电影《幸福生活》所写的插曲《红莓花儿开》也一直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1999年,伊萨柯夫斯基百年诞辰前夕,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为诗人建立纪念碑而募捐筹款,我国翻译家高莽、薛范以及蓝曼、邵燕祥、张廷华、孟广钧、聂介等八位中国作家和诗人也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上世纪70年代曾被定为“黄色歌曲”

《喀秋莎》在中国的流传堪称家喻户晓,难怪很多年轻人会以为这是一首“中国民歌”,而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像刘秉义、李光曦、杨洪基、郭淑珍等都唱过这首歌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更是多次精湛地演绎过《喀秋莎》。2005年,彭丽媛率总政歌舞团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一场音乐会,当时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莫斯科观众,她演唱的《喀秋莎》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不过,《喀秋莎》的命运也遭受了磨难,由于1970年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描写了爱情的《喀秋莎》被认为是“黄色歌曲”,不准传唱,以至于人们要躲在厕所偷偷摸摸地小声哼唱。这首歌也悄悄地流行于那些“不安分”的青少年之间,一位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那时,你要是不会唱《喀秋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道上混的。或者干脆说,你要是不会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流氓。”

《喀秋莎》在中国的特殊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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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喀秋莎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张嘉
更新:2018-05-06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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