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由一次历险而想到……

文 | 张国勇

一个国家交响乐实力的提升，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对其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更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积聚。这其中，青年指挥人才便是重中之重。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臻于至善却难以企及是其特性，面对由近百位优秀音乐家所组成的乐团，初出茅庐的指挥们想驾驭并完美呈现一场音乐会实非易事。

与其他表演专业不同，指挥的成长需要特定情境和条件，由于国内的音乐学院基本没有专门供学生艺术实践的乐队，所以课堂中毕业的学生，即便再优秀，也只能算是“半成品”，指挥的成长是靠大量艺术实践和曲目积累来实现的。可以想象，阅人无数且经验丰富的乐手，在面对青涩无味的“生瓜蛋子”以及他们“无厘头”的要求时，内心有多么痛苦和煎熬。我想，绝大多数指挥家都有过充满荆棘的成长之路，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往事，至今仍不寒而栗。

那是1983年春天，我即将结束5年的大学生涯。上海交响乐团老团长、指挥家黄贻钧，特意让出一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音乐会，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登台作为毕业音乐会，这在当时的乐团是史无前例的。我指挥的作品是“贝五”第一乐章、“柴六”第四乐章、“德九”第二乐章。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能执棒上交这样的一流乐团，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几首作品在课堂上已经准备得滚瓜烂熟，是日，我信心满满地登上了过去只能仰望的指挥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如意算盘所打的那样……

排练开始，刚响起对音声，我的双腿就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站上指挥台向大家问好，嗓子是干涩并带颤音的。想到不苟言笑的黄晓同老师坐在身后，更觉背脊凉意阵阵。鼓足勇气，一棒挥出“贝五”，按照教室里反复练习的套路，引子算是勉强过去，呈示部才过13小节，我发现小号“命运动机”的后半拍进入有些滞后，果断叫停并很客气地指出。起初小号老师没有与我一般见识，但好心的首席张䂀伦老师为了给我鼓劲，附和道：“没错，就是晚了！”这一帮腔可把小号惹毛了，冲着我怒道：“你——再——来！”顿时，排练厅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从头又奏到此，小号似乎是卯足劲要“给点什么”，大声抢了进来，引起一片混乱。我心中暗暗叫苦，却已不敢再停，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当进行到展开部的第二核心，管乐与弦乐之间二分音符对话的部分（199小节），强烈的音响中，管乐的问句饱满有力，而弦乐答句却用了两个下弓，这与自己脑中事先勾勒出毫无缝隙的音响效果大相径庭，不吸取教训的我又斗胆停下来说道：“这里的弓法，我希望是下上。”此语又捅了马蜂窝，四下望去，尽是疑惑否定的目光，大提琴首席毫不客气地提醒我：“两个下弓是我们上交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贝多芬的战斗精神就体现在这两个下弓上。”我顿时愣住了，扭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黄晓同老师，谁知他果断发声：“老师们说得对！不改不改，坚决不改！”这可把我彻底晾在台上。就在这紧要关头，张㬢伦老师站了起来，和蔼地叫了我一声：“指挥，你看这样好不好，弓法不改，我们大家把弓拉得满一点。”——首席的解围总算让我有个台阶下，使排练得以继续，音乐会演出也还算顺利。由这样一场演出作为指挥生涯的起点，我无疑是幸运的。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我与张老师同台无数，他的敬业精神、丰富的乐队经验，一直帮助、引领着我克服困难，而他的“救命”之恩，我亦不曾忘怀。

1997年，我从俄罗斯学成回来，在某场音乐会与上交邂逅，曲目又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此时的乐团虽大多已换作新人，但张老师依旧坐在首席位置上。下拍的一刻，我内心涌动，不禁想起当年的窘迫，寻思着如何把弓法改过来，以报“一箭之仇”。当乐曲进行到那个戳心的地方，我却发现弦乐已经将弓法变作下上，无比“解气”的我，止住双手，用荡气回肠的语调，把往事原原本本地陈述了一遍，引起哄堂大笑。年轻的大提琴首席“趁火打劫”：“张老师，你现在要求两个上弓都可以的。”这更是逗得众人前仰后合……往事一叹而过，却见证了一个指挥成长的艰辛与不易。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张䂀伦老师这份宽容与爱心，业界就可能缺了一位指挥、课堂少了一个教授。由此也引发思考，对于年轻的指挥来说，起点太高，初试锋芒便与一流乐团合作，虽履历可观，分值有加，却会将自己搁在“刀刃”上，一旦处理不当，反而不利于职业生涯的循序渐进。只有提升综合素质，掌握排练技能，学会与人相处，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当下，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需要高水准的指挥人才，中国的职业乐团应对年轻指挥们的成长给予更多包容与善意、陪伴与耐心，并有责任扶持这些未来之星长久地走下去。我相信，逐步达成共识，营造和谐环境，中国的青年指挥队伍一定会日益繁盛，真正支撑起中国交响乐的未来。殊不知，今日的毛头小子，很可能是未来的总监、教授，或是驰骋乐坛的“卡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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