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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是需要大量财力支持的,尤其是在一个有着正规音乐季安排的院团或者音乐厅,更是如此。固定的乐团乐手不说,光是乐团常任指挥就是一大笔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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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洋 Shen Yang 低男中音歌唱家
音乐会 Concert

时间:2016-04-17 20:53 天津日报 沈洋

音乐会在一般人概念中还是多指古典音乐的音乐会,而绝非流行摇滚明星的演唱会。在这个媒体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只能容纳几百到几千人的音乐厅(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厅(Royal Albert Hall)可容近四千人),似乎极难起到在一个地区或是城市呼风唤雨的作用。不知从何时,在中国内陆包括港澳地区,古典音乐真的渐渐成为一个“面子”工程。当然,这还是针对某些群体而言,真正的乐迷时时还是存在的。

古典音乐是需要大量财力支持的,尤其是在一个有着正规音乐季安排的院团或者音乐厅,更是如此。固定的乐团乐手不说,光是乐团常任指挥就是一大笔开销。还有音乐季每季邀请的客席音乐家们,同样是不可不付出的。如果只能听到当地人的演出,或者反复听几个同样的客席,观众是不买账的。比起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的灵活性和普及性要差很多。

无论任何时代,一件事情的存在必有其意义,当然被时间和历史淘汰也同样有其道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时代节奏如此之快,为何还需要所谓“高雅”的古典音乐呢?为什么还要跑到音乐厅正襟危坐两三个小时呢?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古典音乐的历史,让我们粗略回顾一下。

我们都知道西方古典音乐音乐最早是和宗教的发展分不开的,后来出现了歌剧以及其它世俗音乐。但是早期还是宫廷贵族的玩物,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有体裁的音乐渐渐走向了民众。不妨看看俄国,在格林卡以前俄国并没有任何知名的作曲家。原因很简单,当初的沙皇不需要俄罗斯自己的音乐,法国、意大利的音乐是他们的最爱,甚至当初在俄国宫廷以能讲流利的法文为荣,这一点看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很清楚了。之后,沙皇开明了很多,也明白支持自己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性,这样就有了像格林卡等第一批去西方学习音乐的人,慢慢的将俄罗斯发展成为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音乐重镇。

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音乐的发展是快速的。新的资产阶级不再像过去宫廷的贵族将音乐限制在私人环境中。相比较巴洛克或者古典时代,从十九世纪初直到今天所产生的音乐流派和风格是多元化的,而之间风格的差异性也是极大的。在二十世纪初商业录音出现以前,这一百年间人们欣赏音乐的主要途径还是去音乐厅和歌剧院。而当时的娱乐消遣根本不能和今日相比,所以当今的人才会讲:“为何还要去音乐厅呆呆地坐上两小时,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娱乐!”的确,我们有着太多的诱惑去选择更新更刺激的娱乐方式。但是我要说,去听音乐会不仅仅是娱乐和放松自己。

相信很多人的文化背景是和当今的电视和网络分不开的,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深知,人的审美观的变化是和当今的媒体分不开的,所以很多情况是,市面时兴什么我也要如此为之。不妨说这其实是人的思维的倒退。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信息被具体化和标准化,在这样的影响下人渐渐失去自我判断和审美的能力,往往是,大家说好的我也如此认为,于是出现了在很多行业中所谓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这样一来,我们把最重要的对事物的判断力交给了他人,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生活上的价值观或者审美观“千人一面”的现象也就极为常见。

其实这并不是说人不能接受这类媒介的信息,关键是我们可能因此缺少了对我们自身潜能的思考和理解。去听一场音乐会,这只是现象,而本质是在这一到两个小时里我们思考、感受什么。

假设这是一部无标题作品,你并不知道作品具体描写的内容。而你可以在这有限的时间去想像,去和你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联系,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自身的过程。因为我们被标准化的信息媒体影响很深,所以当欣赏稍许需要动脑的东西时我们会经常说“听不懂”。古典音乐恰恰需要锻炼人的这个能力,而不会使你疲劳,反而,这种轻松真的是灵魂上的。这种能力就是利用自身的所思、所学、所知和所有的经历去感受音乐,同样,这也是人生的时时刻刻面对的思考过程。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因为电视、网络,或者其他媒介的特性,我们有着绝对的选择权。例如我们看电视时可以指手画脚,也可以换台不看,对其他的媒介也类似。而在听古典音乐会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这种坏习惯带过来。比如说,我曾不止一次在音乐会上听到观众说听不懂音乐、听不懂歌词或者不认识音乐家等等的抱怨。殊不知,很多信息都很清楚地印在节目单上,这些观众事先都不愿去阅读。

我想说的也就是:在这个事事被标准化的时代,人们更需要的是独立思维,但是种种原因之下我们又在抑制它。音乐作品本身的生命是承载在人们活跃的思想之上,而不是被驾驭的一个个听之任之的可怜灵魂。如果只是把所有的音乐解释为低级的享乐,或者只是要低级的感觉愉悦或者刺激,那么我想酒精和毒品可能更为直接。

一名优秀的指挥家如果连续演出五场同样的曲目,那么这五次都是他创造艺术的过程,而艺术的结果则需要观众去思考和聆听。指挥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听众也同样是血肉之躯,在这音乐被创造的过程中,我们思考着作曲家的意图,也感受着指挥家和乐队的阐释,当然也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心境变化。所以这五次演绎的差异也就体现在音乐家和听众的心态和状态之中了。

其实我们有时所忽略的就是艺术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思考和灵感,但是越来越直接和具体化的音乐和艺术形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艺术逐渐的被符号化,以至于有时使人失去基本的审美观。笔者曾不止一次在音乐会中作为观众思考过与正在演奏的音乐毫不相关的事情,其实这并不是分神,而是一种音乐带给你的灵感和启迪。而这种感受恰恰能够传达给你一种不寻常的对音乐的理解,以及音乐之外的感悟。

所谓的“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只是一种对人类情感的概括,而并不是音乐的具体形象。往往最高级的音乐或者艺术传达着一种不寻常的信息,正如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里汉斯-萨克斯唱到的:“你能感受到他,却又摸不到。你知道他有多大,但又不知边际。”其实他所说的就是艺术在情感和表达方面的深沉和非具体性。相反,人们当今追求的是具体化的艺术,而且正在被功利化。也就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必定要得到或者接受到什么,还要艺术和音乐必须让其明了一切想要表达的内容。如若按此概念发展,未来的音乐则是不需要思考的聆听,不需要感受的信息。那时,也许我们只需要买一粒胶囊,它可能是一部勃拉姆斯交响曲,也可以是肖邦的叙事曲,而你只需要吃下便可得到你需要的一切信息。音乐的思考与感受也就无足轻重,那完全是外在于你的一件事物,与你的心灵毫不相干。

另外,现场音乐会本身如同球赛,是一个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一个人如若在青年时期有幸现场观看过世界杯决赛,甚至到老年他都会对他的孙子自豪地说,某年某队获得世界杯时,我就在现场。显然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在谁眼里都一样。而如果你只是看电视转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经常忽略现场音乐会同样有着上述现场体育赛事具备的特点—一种历史的参与感。

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一生不愿制作商业录音,因为他坚信录音和现场相比是无生命的僵尸。尤其是在晚年和慕尼黑爱乐合作的时期,他“唯独现场”的音乐会哲学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其实,无论是作为演奏者的音乐家还是聆听演奏的观众,现场和录音所给予他的音乐时间感和空间感,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假设录音和现场演奏的时间长度一样,不错,在数码录音时代,录音和现场的物理时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一般人的感受通常是听录音的主观时间显得更长,这是人的感官在不同环境里的具体表现。空间感就更不用说了,录音设备、储存媒介、播放器材,这其中一个小小细节的变化,就足以把听觉系统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音场中去。所以,按照切利的哲学,现场音乐会和录音是具有完全不同属性的事物,即便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他们可能是一码事。切利的儿子在大师去世后“违背”其遗愿发表他晚年和慕尼黑爱乐乐团录音的时候说道,大师的录音只能让世人去认识他,而并不能代表他的艺术。任何音乐会现场都是在一定时空中的一次性的行为,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没有参与到其中,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人去了,楼就空了;人走了,茶就凉了。月满西楼,红袖添香中的一盏新茶,和晓风残月,自斟自饮的一杯冷茶,岂可同日而语?

在这一点上,正如我们身处音乐会现场一样,即便你不能完全吃透音乐的内容,你依然存在于那创造音乐的环境之中。在音乐会有限的时间内,理论上你不能像在家一样有多重的选择:听唱片时你可以看书,也可以聊天,在音乐会现场你能做的就只有聆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调地、被动地接受音乐信息。相反,从某种角度说,当人的某些方面被限制住,其他方面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所以,灵感往往是在音乐会过程中产生的,音乐家如此,而听众亦然。这是一种在音乐家的输出和听众的输入、反馈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交流:音乐家手挥目送,随类赋形;听众则心有灵犀,随机应感。当两者之间的距离渐缩渐短,甚至接近于合为一体的时候,那种如诉如慕,如醉如痴的情境,不是DVD、CD这类音乐复制品所能给予的。其个中滋味,只有身历其境者才能够体会,所谓“爱过方知情重,醉过方知酒浓”,音乐现场,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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