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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拉赫玛尼诺夫之后便幸福快乐地生活,未免太夸张了。尽管他婚姻美满,誉满全球,他的照片仍旧看上去郁郁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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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Sergei Rachmaninoff 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2011-08-01 21:51 外滩画报 诺曼·莱布雷希特

文 / 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 / 盛韵

在人们无休无止地讨论心理治疗是否有效时,创造力这一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当药物搅乱艺术家的头脑时,艺术会怎样?有两位作曲家寻求精神分析帮助的著名案例。1910年8月26日下午,古斯塔夫·马勒花了4个小时与弗洛伊德漫步于荷兰莱顿的小镇街头,讨论他的婚姻危机。两位伟人立刻形成了默契。弗洛伊德后来说,从未有人如此迅速地理解了精神分析法。而马勒也自觉心情开朗,立刻给少妻阿尔玛发电报:“开心点!”

弗洛伊德到底治愈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心理治疗顾问艾曼努·加西亚(Emmanuel Garcia)推出一种理论:马勒的利比多在与弗洛伊德谈话后恢复了。如果真是这样,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变化,因为阿尔玛仍与年轻情人会面,也就是未来的包豪斯创始人瓦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至于对马勒音乐的影响,简直是零。他9个月后因为心脏疾病去世。弗洛伊德看到讣闻后,给他的住所寄了一张请款发票。私底下他也承认给马勒的治疗十分肤浅,他说:“好像在一幢神秘建筑中仅仅挖了一个通风口。”

更神秘的是拉赫玛尼诺夫案例。他23岁那年精神一度崩溃,因为1897年3月15日他的《第一交响曲》在圣彼得堡首演失败。指挥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喝醉了,乐团根本没排练,当年最显赫的批评家凯撒·居伊(Cesar Cui)称这音乐“变态”而“邪恶”。拉赫玛尼诺夫一蹶不振,接下来的三年根本无法作曲。

他的名流朋友、男低音夏里亚宾带他去见托尔斯泰。托翁在听过他们演绎的一场引人入胜的独奏会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诋毁从贝多芬开始的一切音乐。“我必须告诉你,”托尔斯泰说,“我有多讨厌所有音乐。”拉赫玛尼诺夫垂头丧气地溜走了,并开始酗酒。

他的家人在绝望中将他送去莫斯科见一位催眠治疗师尼科莱·达尔(Nikolai Dahl),此人在治疗酗酒方面颇有建树。他们还敦促医生打破他的创作瓶颈,让他写些评论家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一部钢琴协奏曲。达尔在为作曲家催眠时喃喃说道:“你会开始写一部协奏曲,你的工作会一帆风顺......”三个月后,拉赫玛尼诺夫写下了《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成为前无古人的钢琴与乐队的旷世名作。他深深地感激达尔,并将乐谱题献给他。

要说拉赫玛尼诺夫之后便幸福快乐地生活,未免太夸张了。尽管他婚姻美满,誉满全球,他的照片仍旧看上去郁郁寡欢。上世纪30年代,小提琴家米尔斯坦在作曲家的卢塞恩河畔度假别墅里过了一个夏天,他跟我说拉赫玛尼诺夫是个冷漠而唐突的人,对于所有能够与他伟大的头脑进行从机械到形而上学对话的人们,他都冷冰冰的。

然而正是这位知识分子作曲家,写出了绕过大脑、直指人心的《升c小调前奏曲》,畅销至今。流行歌曲和脑力工作可有天壤之别,拉赫玛尼诺夫的创造等式两边总有些不平衡。费城的那位加西亚博士提供了一种解释分析。在一份美国指挥工会的报刊上,加西亚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考察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精神崩溃。他认为《第一交响曲》是对柴科夫斯基的粗野拒斥,用相同的d小调,却充满了不和谐音,好像拉赫玛尼诺夫题献给老柴的一首三重奏一样。加西亚还说拉赫玛尼诺夫当时正在与好友的妻子偷情,内心纠结。

拉赫玛尼诺夫认为这首交响曲具有革命性,“我发现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音乐道路”。他将失败视为对自己“谋杀”柴科夫斯基以及偷情的惩罚,在有生之年从未允许该作品再度演出。

达尔向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保证他并没有做错事,就算错了,也可以通过写一首美妙的钢协来补偿。这种治疗给了他新的创作动力。加西亚认为:“毁灭之爱常常能推动创作者,将极为想疗伤之人带入创造性的语境和进程之中,并深入到通常无法达到的境界。”

从这种叙述看,治疗将拉赫玛尼诺夫从一位野心勃勃的不和谐作曲家变成了流行调调高手,好像是跟浮士德做了交易,放弃那革命性的愤怒,换来心灵的宁静和无尽的愉悦。这理论颇有说服力,《第一交响曲》的狂怒和《第二交响曲》的甜腻只消听十秒钟的样本就能证实。他无疑是个多变的人,但是否治疗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则值得讨论。

首先,所谓激进的拉赫玛尼诺夫交响曲与随后斯克里亚宾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相比,只能算是温顺驯良,更别说勋伯格在维也纳尝试的无调性音乐了。拉赫玛尼诺夫充其量也就是沙龙起义,当他开始写那些家庭最爱小曲,并没有多少激进的包袱需要卸去。更重要的是,他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什么其他艺术家敢十分有把握地宣称自己的艺术受到了心理治疗的转化。即便是历史上接受精神治疗时间最长的伍迪·艾伦,他的电影至今还保留着1969年处女作中的那种简洁的自我嘲讽。

如果我们接受拉赫玛尼诺夫被达尔转化成了另一种作曲家的说法,我们也应该能够想象只要假以时日,任何优秀的心理医生都能把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变成哈里森·伯特威斯尔,当然反过来是要遭天谴的。可惜创造力是一座森严的要塞,艺术家可能从诊所躺椅上起身时略感舒适,但艺术不会改变。拉赫玛尼诺夫见过达尔医生后没有经历创造个性的改变,他醒来后,灵魂不再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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